《 人民日報 》（ 2017年10月30日 12 版）

十九大報告指出，建設教育強國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基礎工程，必須把教育事業放在優先位置，加快教育現代化，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過去五年，中國教育發生了全方位的變化和系統性的提升，進入世界中上行列。但同時，也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教育部部長陳寶生近日就提出，教育改革攻堅有“三塊硬骨頭”。

我國教育發生了哪些變化，取得了哪些成績？“硬骨頭”到底硬在哪、怎么啃？記者采訪了教育部有關負責人與專家。

——編 者

日前，教育部黨組書記、部長陳寶生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改革攻堅，教育有三塊硬骨頭。第一塊，學前三年教育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占比達到80％。即使這兩個指標達到了，入園難、入園貴的問題，還不能根本解決，因為要面對放開二孩政策后每年新增的適齡人口。第二塊，義務教育階段控輟保學，特別是在民族地區和邊遠貧困地區，怎么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解決學生自愿性失學的問題，把義務教育鞏固率提高到95％。第三塊，到2020年建立中國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體系，帶動一系列的制度改革措施。

面對這三塊硬骨頭，中國教育未來的改革攻堅，還任重道遠。

學前教育：完善經費保障，解決教師補充等困難

長期以來，學前教育是我國教育的“短板”。黨的十八大以來，學前教育發展步伐明顯加快。與2009年相比，2016年全國幼兒園數量增長了74%，在園幼兒增長了66%；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77.4%，提高了27個百分點。從普及水平看，我國學前教育已經達到較高水平，覆蓋城鄉的學前教育公共服務體系正加快構建。

但我國學前教育也積累了一些問題。據教育部有關負責人介紹，一是資源總體不足。特別是農村地區、城鎮新建小區、城鄉接合部普惠性資源嚴重緊缺，2016年普惠性幼兒園僅為59.6%；二是教師隊伍跟不上。幼兒教師難以列入編制，導致教師補充困難，給未來留下隱患；三是運轉不夠穩定。由于沒有建立完善的公辦園生均撥款制度和普惠性民辦園補助標準，多數幼兒園幾乎是靠收費維持運轉；四是一些幼兒園特別是農村幼兒園存在“小學化”的傾向，不利于幼兒健康成長，還干擾了小學起步教學。

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當前學前教育發展的主要矛盾已經不是有沒有幼兒園上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在家門口上收費合理、質量較高的普惠性幼兒園。”北京師范大學教授劉焱說。

面對第一個硬骨頭，陳寶生給出的民生“紅包”是，到2020年，學前教育毛入園率要達到85%，還有普惠性的幼兒園要占到幼兒園的80%以上。

記者從教育部了解到，下一步發展學前教育，將進一步解決“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在普及達85%和普惠達80%上下功夫，重點加大對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幼兒園建設的支持力度，加強幼兒園建設與城鎮化、二孩政策的銜接，尤其是在城鎮新建小區建設普惠性幼兒園；積極推動地方加快建立健全學前教育經費保障和教師補充機制，著力建立學前教育成本負擔機制，解決幼兒園在教師補充、工資保障等方面的實際困難；加大無證園清理規范力度，實施科學保教，盡快扭轉和糾正“小學化”傾向。

義務教育：建立控輟保學機制，提高上學吸引力

義務教育是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國家必須予以保障的基礎性、公益性事業。“黨中央、國務院近年來建立了城鄉統一、重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實現了城鄉免費義務教育，義務教育覆蓋面、入學率、鞏固率持續提高。”不少專家指出，“但受辦學條件、地理環境、家庭經濟狀況和思想觀念等多種因素影響，我國一些地區特別是老少邊窮島地區仍不同程度存在失學輟學現象，初中學生輟學、流動和留守兒童失學輟學問題仍然較為突出，這直接關系到國家和民族的未來。”

教育部基礎教育司司長呂玉剛介紹：為了有效抑制輟學現象，首先要堅持依法控輟，建立健全控輟保學工作機制，履行政府法定職責。完善行政督促復學機制。督促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依法送適齡兒童少年入學并完成義務教育。學校要建立和完善輟學學生勸返復學、登記與書面報告制度，加強家校聯系，配合政府部門做好輟學學生勸返復學工作。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監護人應當依法送適齡兒童少年按時入學接受并完成義務教育。建立義務教育入學聯控聯保工作機制。

“同時要做到提高質量控輟，避免因學習困難或厭學而輟學。”呂玉剛介紹，要提升農村學校教育質量，提高義務教育質量和吸引力，讓孩子們從小愿意上學。因地制宜促進農村初中普職教育融合，提供多種成才渠道，使他們升學有基礎、就業有能力。建立健全學習困難學生幫扶制度，針對學習困難學生學習能力、學習方法、家庭情況和思想心理狀況，切實加大幫扶力度，使他們增強學習興趣。

還要落實扶貧控輟，避免因貧失學輟學。呂玉剛介紹，要精準確定教育扶貧對象，把建檔立卡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作為脫貧攻堅重點對象，特別是把殘疾兒童、殘疾人子女、服刑人員未成年子女、留守兒童、直過民族地區適齡兒童作為重中之重，按照“一家一案，一生一案”制訂扶貧方案。同時要強化保障控輟，避免因上學遠上學難而輟學。統籌城鄉義務教育學校規劃布局，處理好堅持就近入學為主與合理集中寄宿的關系，解決農村學生上學遠和寄宿學生家校往返交通問題。

高招改革：細化綜合素質評價，提高教學管理水平

今年6月，上海、浙江兩地率先進入的“新高考”時代，是教育綜合改革中最復雜、最難啃的“硬骨頭”。“首屆新高考雖然實現了平穩落地，但到2020年建立起中國特色高考招生制度體系，仍然任重道遠。”有專家指出。

高考改革，一方面觸動的是高中階段的教育教學方式。學生有了選課權、選考權，意味著“走班教學”將成為重要的授課形式。而無論是“6選3”還是“7選3”，科目組合方式的增多，實際上是對師資數量、教師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十一學校校長李希貴說：“過去我們習慣通過行政管理的方式進行教學，而要實現走班上課，一方面存在師資、場地不足的問題，另一方面則需要更高水平的教學管理，需要老師們用教育的智慧、教育的藝術來實現與學生的平等對話。”

“新高考”采用專業填報志愿的錄取方式，也會給一些考生帶來焦慮。在高中階段對學生進行生涯規劃教育，引導學生理性選擇，就顯得尤為重要。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不少學生對未來、對人生沒有思考，新的高考改革也倒逼學生在傳統的文理科中交叉選擇，發現自己的興趣點。

另一方面變革的是高校招生與錄取方式。在今年上海和浙江的實踐中，“三位一體”的綜合素質評價錄取體系仍然不夠健全。同濟大學招生辦公室主任廖宗廷表示，評價一個學生，除了知識水平外，志向、能力、興趣等內容也很重要。但如何量化綜合素質評價，還有待進一步細化與落實。

“作為育人鏈條的最前端，考試招生制度，被看做是整個高校辦學和人才培養的牛鼻子，盡快建立中國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體系，并推動整個高等教育的質量和結構調整，實現內涵式發展，雙一流建設的目標才有可能盡快實現，我國也才能從高等教育大國盡快向高等教育強國邁進。”不少高校負責人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