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初冬，因為發生在武漢的一則新聞，被稱為“生態殺手”的加拿大一枝黃花火速“出圈”。當下又正趕上它的花期，所以格外惹眼。隨即，全國各地陸續開始“通緝”這株外表修長、頂端如稻穗般的黃花，一經發現便要“殺”它個片甲不留。
在環保部門先后發布的4批威脅中國自然生態系統外來入侵名單中，除了加拿大一枝黃花外，還有紫莖澤蘭、飛機草、薇甘菊等71種物種。它們不僅是相關部門重點盯防和“圍剿”的“外敵”，更是生物學界重點關注和研究的對象。
這些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徑”有哪些？怎樣才算是“入侵植物”？除了“斬草除根”式的消殺，還有哪些對付入侵植物的方法？入侵植物的排查和監測工作又是如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中科院成都生物所的相關研究人員。
采訪期間，他們也多次強調，外來入侵植物的防控工作，應該形成一個長期持續且穩定的機制，且離不開大眾的關注和參與。
途徑
在2018年，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在成都（12個中心行政區和4個郊縣區域）開啟了為期兩年的“摸底”調查，對象正是那些“藏”在建筑廢棄地、居民樓下、綠化帶邊上或農田等地的外來入侵植物。
如今這個調查項目已告一段落，摸排出了158種入侵植物，一半以上的“家鄉”都在美洲大陸。它們是如何“漂洋過海”來到了天府之國，中科院成都生物所副研究員徐波表示，外來入侵植物的入侵途徑主要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自然傳播，二是人為傳播。
“自然傳播主要是通過風、河流等，‘傳輸’它的種子，或者鳥類采食其種子的時候，也有可能將其帶入到新的生境，但這是一個逐步傳播的過程。”徐波介紹，人為傳播又可分為“有意”和“無意”。將其作為觀賞類植物或者飼料引進等，則為‘有意”。
而在個人或集體對外交流，尤其在進口貨物運輸時，不經意間攜帶了種子入境，則為“無意”。
他表示，隨著對外交往的日漸頻繁，一定程度上為外來入侵植物的傳播制造了更多機會。
“圍剿”
現階段如何阻斷入侵的風險，徐波表示最主要在于物流口岸把好檢驗檢疫的關。
“國家近幾年對可能存在的入侵風險，關注越來越高。在鐵路、航空等口岸，都設有專門的項目，對照著開出的‘黑名單’，不光是對進口貨物進行嚴格檢查，還有對周邊區域定期監測。”徐波舉例，在青白江國際鐵路港，因為國際班列的來往，就無意帶進了裸冠菊的種子。幾年前就有相關專家在青白江鐵路沿線，發現了該入侵植物的身影。
危害性強的入侵植物一旦被發現，應該被及時的鏟除和消殺。徐波介紹，除了運用物理手段以外，針對擴散能力和危害性強的入侵植物，會研制相關生長抑制試劑，達到“斬草除根”的效果。
“有的入侵植物只是呈零星分布時，在物理鏟除的同時我們也會根據當地生態系統情況，尋找其他適合栽種的本地物種，占據入侵植物的適宜生境，讓其沒法快速傳播。”徐波說。
并非所有的入侵植物都是“百害而無一利”。研究團隊會對發現的入侵植物作測定，看其化學物質含量如何，有無利用價值：有的作飼料、肥料，甚至入藥。
“如果利用價值比較高，且入侵風險相對較低，那就可以當作特定的經濟作物來培養。”徐波表示，這類入侵植物就需要進行集中的管理，讓其能夠發揮作用的同時，又不會肆意擴散危及其他物種。
判定
擴散快且廣，是入侵植物“入侵性”強的突出表現之一。“它們能夠很快占領生態位，擁有傳播優勢，且沒有天敵。”中科院成都生物所植物標本館副研究員高云東如是說。
“外來”并不等于“入侵”，如何判定其為入侵植物，需要經過綜合的衡量。“對人類生產生活是否造成影響”，是考量的核心。
在之前對于成都市入侵植物調查中，成都生物所的研究團隊就根據生物學特征和生態學特性、原產地自然地理分布信息、入侵范圍、以及對生態環境、人類的身體健康和國民經濟產生的影響等，參照相關文獻分類等級，將入侵植物分為了5個等級：惡性、嚴重、局部、一般和有待觀察。
其中，最高等級即惡性入侵植物，指在國家層面對經濟或生態環境造成巨大損失和嚴重影響，入侵范圍超過1個以上自然地理區域，后續等級在影響程度和入侵范圍上呈遞減。而第5級有待觀察類的劃分標準，看似留下了擱置空間，但體現出此類調查的嚴謹和特殊性。
大眾熟悉的三角梅，就被研究團隊納入了有待觀察類這一欄。“因為目前我們了解不深入，無法確定未來發展趨勢如何。根據其他地方的信息三角梅可能會存在‘逸生和入侵’可能，但目前在成都還未發現此類信號，所以我們需要更長期的觀察。”徐波解釋。
因為自身的生物學特性或傳播特性，入侵植物在不同的環境狀況或氣候條件下，所表現出的入侵性會“有待觀察”。徐波舉例，喜旱蓮子草氣候依賴性低，所以在很多地方都能肆意生長，造成危害。“馬纓丹在攀枝花溫暖的氣候中，繁殖很快，但在成都稍顯濕冷的環境里，就被抑制了生長。”所以，入侵植物是否“入侵”，還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而且事物總處于變化發展中。物種的擴散是逐步發生的，現階段還在“蟄伏”的入侵植物，過幾年說不定就會泛濫成災。“有時隨著氣候的變化，環境變得適應入侵植物生長的情況，也可能出現。”徐波說。
監控
正是因為入侵植物調查受時間或環境變化，以及地域差異等的影響，所以調查并不會局限于某個時間段或某個區域，是一個長期且持續的工作。
在2018年開啟的對成都入侵植物調查工作中，研究團隊采用了網格結合樣線法，將成都四環以內區域作為核心調查區，劃分為5公里?5公里的網格，每個網格選擇典型的入侵生境布設1-2條樣線，根據植物生長的不同季節進行調查。四環外則根據外來植物可能的入侵途徑，進行重點樣線踏查。
據悉，全域布設了調查樣線131條，每條樣線長約1公里，圍繞樣線踏查寬度約左右20米。
徐波表示，這次調查是一次“摸底”。“除了看成都是否存在現有名單里的入侵植物，還要摸排以前未曾注意到的入侵物種。”
本底調查的完成，并不意味著“結束”。目前，團隊正在申請后續階段研究，著重于對入侵植物的監測，關注未來的趨勢和影響，為防控提供支持。
“如今我們有了調查結果和數據作支撐，我們就希望能夠對受影響大的重點區域及物種納入長期的的監測和管理，對可能出現的動態變化及時把控和處理。”高云東認為，這需要建立一個完善的系統，并交由專門的團隊或組織來運作。
長效的機制中，還包括了現代化手段和設備的應用。“我們在之前就發現，禾本科的植物相對不好辨認，在營養生長期易與其他雜草搞混。”高云東建議，可建立外來入侵植物基因識別庫及圖像數據庫，輔助調查。“不過前提是我們得收集好相關資料，建立相關的數據庫平臺供公眾使用。”
同時，徐波認為，未來防控工作單憑專業的支撐，以及相關部門的投入還不夠，還要依靠群眾的力量。“像此次武漢出現的加拿大一枝黃花，最開始就是被普通市民察覺。讓大眾能夠了解和關注到這類植物，并建立或完善讓大眾可以上報和監督機制，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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