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世剛

孫世剛

1977年參加高考，1978年進入廈門大學化學系學習。曾任廈門大學副校長兼研究生院院長。長期從事電化學和表界面科學研究，提出電催化活性位的結構模型，揭示了表面原子排列結構與電催化性能的構效關系，發展了高靈敏度、高時間分辨的電化學原位紅外反射光譜方法，系統研究電催化過程，闡明了多種有機小分子與鉑電極表面相互作用的機制，創建了電化學結構控制合成方法，成功破解高表面能納米晶制備的難題，首次制備出由高指數晶面圍成的高表面能鉑二十四面體納米晶，顯著提高了鉑催化劑的活性。曾獲國際電化學會Brian Conway獎章、中國電化學貢獻獎、教育部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等。201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收到廈門大學電化學專業的錄取通知書時，我發現信封里還有一封信，招生老師親切地寫道：“本來您沒有報我們學校，也許接到通知書又高興又奇怪。”他解釋了把我調劑到這所學校的原因，也表達了熱情的問候和歡迎。這封信我至今還留在身邊。

我家在四川一個叫作“萬縣”的小縣城（今重慶萬州）。廈門在哪里，我從沒聽說過。四川話管“廈門”叫“耍門”，鄉親們還拿我打趣，說我考上了一所玩耍的大學。

就這樣，我在一片未知中踏上了人生的新旅程。那時我并不知道，廈門大學將是我數十年扎根的地方。

領教到知識的力量

我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門工作，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我和兩個妹妹還小的時候，他們就雙雙下鄉去了。當時下鄉干部的子女都托管在縣委機關幼兒園。所以說來好笑，我很長一段童年時光都是在幼兒園里度過的。后來幼兒園拆掉了，我又借住在別人家里。

1966年我讀完了6年小學，但初中才上了半年，就碰上“文革”。一部分老師堅守在教室里上課，我們這些小孩子卻只知道沒人管了，都在走廊里打鬧玩耍。這段時間的學業就這么荒廢了。

初中畢業后，不到16歲的我開始了“上山下鄉”。村里的工作和生活非常艱苦，我年紀也小，個頭也小，總被安排和婦女同志一起干活。后來，生產隊長終于想出了一份適合我的活計：每天早上舉個擴音筒給大家讀報紙，宣傳時事政治。我也通過這份工作認了不少字，積累了一些語文知識。

1972年，區里要修一條公路連接各個公社，請來了縣里的一支交通大隊，需要找幾個知青幫忙。盡管我只有小學知識水平，但在村里也算半個文化人，就被選中了。當時給我分配的任務非常簡單，就是拿著標尺跟在隊長后面，他選定路線后，工人打一個樁，我就過去把標尺立在樁上，再由后面的人測量。

每天晚上，幾個技術人員都忙于計算造價、土方等。我感到十分神奇。這些技術人員還聊天，說現在參加學校招生考試的學生什么都沒學到，連“一元二次方程”都不會解。我聽得心下一驚，因為我也不知道什么是“一元二次方程”。

就在那一年，鄧小平復出抓教育，學習潮再次涌起。不少學校都要新招一批學生，我決定參加考試，爭取學習的機會。

大多數學校的入學考試都考數理化，我基礎不好，就選擇了只考語文的農業學校。大概是得益于那段讀報紙的經歷，我幸運地被一所省重點農業中等專業學校錄取了，分配到農業機械化專業。這個專業的課程很扎實，包括語文、數學、物理、工程力學、機械制圖、農業機械維護管理等。畢業時我甚至還拿到了拖拉機駕駛證。

從學校出來后，我開始在縣區的農業機械化管理站上班。一天，管理站附近農機修理廠的一位老師傅來找我，說電動機壞了，他按經驗修理后轉不起來。我給他仔細講了其中原理，也建議了解決方案。但電動機是公家財產，老師傅不敢輕易采納他從未聽說過的方案，猶豫再三還是走了。

沒過幾天，老師傅又回來了。這次我倆一起動手，當電閘合上的瞬間，電動機立刻轉了起來。我們倆都很高興。

這件事讓我出了名，周圍的工人有什么要修的都來找我。我又一次領教到知識的力量——我并未得到很好的學習機會，但就學了這么一點東西，就能解決現實中的問題。我迫切地希望學到更多知識，于是找來數學和物理方面的書，把大學的代數、微積分和電磁學基本都自學了一遍。

我們家出了三個大學生

1974年到1977年，我到縣里的農業機械研究所工作。雖然叫“研究所”，我做的卻是非常基礎的工作，跟科研毫無關系。這里工作比較辛苦，我常常出差去考察煤礦，跟工人們一起進入礦井，出來時渾身都是漆黑的煤塵。

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時，知青們大都非常激動，都說這是一條走出農村的路。但我們家的情況比較特殊：我的大妹妹下過鄉，已經通過工農兵推薦途徑上了大學；小妹妹剛剛高中畢業，成績不錯，全家都盼著她能考上大學；至于走上工作崗位的我，似乎更適合留在家鄉，侍奉雙親。

正因如此，我并沒有專門復習備考，而是抱著試一試的態度，懷著非常輕松的心情走上了考場。

我記得很清楚，一道語文考題是默寫毛主席的詞《蝶戀花·答李淑一》。恰巧我們縣城有個高音喇叭，每天早上播放新聞和音樂，有段時間播放的就是這首配樂的《蝶戀花》，我每天聽著，不知不覺早已刻進了腦海里。

我覺得題目不算難，每門考試都是第一個交卷。有一次剛走出考場，一位認識的監考老師關心地問我：“你是不是題都不會做，所以這么早就出來啦？”我只好回答：“我也不知道會不會，反正都做完了。”

現在想想，我當時的心態真是好，就連考試結束后我都沒有專門去打聽成績。

相比之下，身負眾望的小妹就緊張得多，盡管她的學習基礎比我好，但這一次還是落榜了。幸運的是，小妹半年后也考上了大學。

我們家一下出了三個大學生！這可是祖祖輩輩都沒有過的大喜事。

成了大學里的民兵連長

被廈門大學錄取后，我專門去查了資料，才知道廈門有多遠。那時交通不便，父母也沒有能力遠行送我。好在我們那兒有人在廈門當兵，我就提出和他們一起走：先坐輪船到九江，再從九江轉火車，輾轉四五天終于到了廈門。

因為不能自主選擇行程，我提前好多天到了學校，是這批考生中第一個報到的。廈大的老師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我。

現在大家熟知的廈門，是一座美麗的海濱城市。但在當時，廈門到處是低矮破舊的房子。在我這個小縣城孩子眼里，這座城市的條件比我老家也好不上多少。當然啦，在這里我第一次看到了大海，那種感覺還是非常幸福。當時這里還沒有游客，海灘非常安靜，常常能撿到漂亮的貝殼。

我們那批學生無論在年齡、背景還是學識基礎上，差別都非常大。最小的學生才十五六歲，最大的一位則已經是兩個孩子的父親了。

剛開學，我們就舉行了化學和英語兩門功課的摸底考試。老師會格外關注基礎比較差的學生，適當開開小灶。整個大一，我就著重學這兩門課。經過一年惡補，我的英語和化學成績都上來了。

盡管之前我對化學毫無概念，但我很快發現化學真是有用。就拿我學的電化學來說，從老百姓最常接觸的電池、自行車，到最尖端的導彈、潛艇，都會用到。這極大地激發了我的學習興趣。

那時候，我們國家已經基本處于和平年代。但福建這邊的人民解放軍和據守金門島的國民黨還在打炮仗。當時叫“單打雙停”，也就是逢單日炮擊，雙日暫停。一到單日的下午5點，我們在學校就能聽見幾聲炮響，還能聽到兩岸的大喇叭互相宣傳。每天傍晚5點以后，解放軍用樹枝把沙灘上的腳印拓平，早上再去看有沒有新的腳印出現，以此判斷是否有特務連夜登陸。

身處廈門前線，我們這些大學生也被編入了民兵隊，考慮到我以前做過干部，老師任命我為民兵連長。我們當時可是要真槍實彈地站哨的。我們還挖過防空洞。夏天洞外炎熱、洞里陰冷，有些同學扛不住忽冷忽熱的溫差，感冒發燒了，還得打奎寧針。

這些經歷給我們的大學生活平添了幾分勞作的艱苦和氣氛的緊張，這是內陸大學的學生們體會不到的。也正因如此，我們這批學生有著很強的組織性和紀律性。

“中國學生可真勤奮呀！”

1982年，我參加了研究生考試，報考的導師是田昭武院士。成績出來后，田先生問我，你想出國嗎？我覺得這是一次機會，就抓住了。

我們這批學生先被送到上海外國語學院，由幾位法國來的老師培訓法語，這些老師一句中文和英文都不會，教我們法語的方式也很有意思。比如放出一幅汽車急剎車的畫面，同時響起刺耳的聲音，接著再出示一個法語單詞：“當心！”經過3個月的學習，我們掌握了一些基本的日常會話。之后我們又到法國接受了3個月培訓，便去巴黎第六大學的電化學專業上課了。

法國的研究生課程沒有教材，沒有講義，全憑老師用純法語授課。講課的內容我們還能聽懂一些，但有時候老師用法語開個玩笑，其他學生都笑了，我們就只有傻看著的份兒。

留學的路上還有一道坎兒要過。法國教育部一開始并未允許我們注冊學籍，要等到半個學期后參加統一考試，成績夠好才能留下來繼續學習。

剛好我學習的實驗室里有一位法國同學，每次下課我就把他的課堂筆記借去復印，晚上拿回宿舍邊查字典邊學。

終于等到統一考試，雖然我們連題目都讀不大懂，但一看到那些公式方程，就猜到了八九分。有趣的是，有一道題我雖然會做，但不知道如何用法語表示，就干脆畫了一幅原理示意圖上去。

分管我們這批電化學專業研究生的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女婿。這次考試結束后，他興奮地說：“咱們班上這兩個中國同學，法語講得一竅不通，學習成績倒很好！”就這樣，我們注冊成為了正式留學生。

經過一年學習，我的法語基本過關，不僅能聽懂老師講課，還能用法語寫論文、答辯。法國當時有兩級博士學位——第三階段博士和國家博士。成績最優秀的人才能注冊國家博士學位，而只有獲得這個學位，才有到大學任教的資格。我幸運地拿到了國家博士學位，進入法國科學院做博士后研究。

在法國科學院，和我同導師的是一位早來一年的法國學生，最后我倆一起畢業。大家都很吃驚：“中國學生可真勤奮呀！”

廈大帶給我太多感動

在法國留學5年后，我又回到中國，回到了廈大。之所以這么做，是因為這所大學有太多讓我感動的事情。

留法學習期間，田昭武先生多次到法國考察。他每次來都看望我們這些廈門大學的留學生，給我們講中國發生的變化，鼓勵我們學好本領，回國做事。他還告訴我，廈門大學將要建立固體表面物理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而這正是我在鉆研的方向。

我想——是時候回去了。

回國后，我首先來到北京，去科技部博士管委會報到，聯系做博士后的事宜。當時博士后的待遇非常優厚，提供兩室一廳的住房，還會妥善安排家屬。相應的，博士后名額也非常稀缺，每個博士后流動站只能招收兩人。管委會的工作人員很遺憾地告知我，廈門大學的博士后站已經招滿兩人，問我愿不愿意到另一所知名大學去。

我回到廈大，把這個情況匯報給了田先生。沒想到學校非常重視這件事。他們很正式地寫了一封公函，表示只要博士管委會多給一個名額，產生的所有費用由廈門大學自理，不給國家增添任何負擔。

我把公函帶到管委會，兩天后，我得到答復：同意申請，給廈門大學物理化學博士后流動站增加一個名額，支持你去廈門大學！

這就是廈門大學的優良傳統——飽含人情味兒的凝聚力。廈門大學由愛國華僑陳嘉庚先生創辦，走在校園里，我們知道每棟樓的名字，知道這是哪位校友或華僑捐贈的。我們77級、78級的大學同學，也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回饋母校。作為我們這些留下來的人，就只有把工作做得更好。

中國的高考制度恢復40年了，這種相對公平的人才選拔機制改變了無數人的命運，特別對出身偏遠農村的寒門學子，是不可替代的大好機會。

不過隨著社會價值觀的多元化發展，“一考定終身”“華山一條道”的模式終將成為歷史。我更希望看到的，是構建一個終身學習型的社會，讓每個人都在自己選定的領域里接受最好的教育和培訓。

希望我們的年輕人有氣魄、有闖勁兒，向著自己擅長的、有興趣的方向勇敢進發，行行都能出狀元、條條大路通羅馬。（本報記者李晨陽采訪整理）

與錄取通知書一起送達的信

大學生民兵訓練（右二為孫世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