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是誰？

博士就是那個拿著入場券，在人類知識的最遠邊界獨自鉆牛角尖的人。

今天，關于博士的真正問題不在博士的多少，而在博士的真假。

人們內心一直存在著這樣一條博士鄙視鏈：本科985的常青藤洋博士＞洋博士＞本科985的土博士＞土博士＞女博士＞博士后＞專業博士＞在職博士＞翟博士＞名譽博士＞訪問學者＞野雞博士。

這其實是一場關于博士成色和美譽度的不完全排名。任何對博士的神化和異化，終歸是一場徒勞。

讀博，或者不讀博，成為博士，或者不成為博士，不過是人生的其中一種選擇。

“中國已成博士工廠？假的！”

這是《中國教育報》3月6日一篇報道的標題，這一說法來自全國政協委員、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張煒。

在3月5日全國政協教育界別小組討論會上，張煒表示：

“每隔一段時間，社會上就會出現‘中國博士研究生規模全球第一’‘授予博士學位的高校數量世界第一’的說法。這可不是夸我們，而是借此說我們‘虛胖’，只圖臉面，只要數量不要質量。但是這個說法，卻徹徹底底是個謠言！我們作為教育界的委員，有必要加以澄清。事實上，我國的博士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說博士研究生教育是短板也不足為過。”

 

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我們的博士研究生教育還不完善，博士生的數量和質量都不算高。圖為普林斯頓大學理論物理學博士費曼，曾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

 

在我國，能讀到博士的人一向鳳毛麟角

博士乃至知識分子群體成為公共熱議話題，最早可以追溯到電視劇《圍城》1990年熱播的時候。

這部改編自錢鍾書同名小說的電視劇，展示民國知識分子群像，同時貢獻了“克萊登大學”（克萊登大學由此成為“野雞大學”的代名詞）以及“兄弟我在英國的時候”（出自劇中的教育部視學先生）等說法。

 

“克萊登大學博士”方鴻漸。圖/《圍城》

《圍城》主要憑借演員的顏值和表演來吸引觀眾——陳道明（飾演方鴻漸）的儒雅，英達（飾演趙辛楣）的美國派頭，葛優（飾演李梅亭）的笑點，以及兩大女主李媛媛（飾演蘇文紈）、史蘭芽（飾演唐曉芙）一套又一套的時髦衣著；至于錢鍾書在原著中揭示的高級知識分子圈的種種套路，在劇中則被弱化了。

 

1939年，錢學森獲美國加州理工學院航空、數學博士學位。圖/維基

很多人要在之后讀到《圍城》原著并在對學術圈有了一定了解之后，才領悟到小說的妙處。

比如，蘇文紈在法國里昂大學獲得文學博士稱號，主攻方向是中國現代詩研究。

“學國文的人出洋‘深造’，聽來有些滑稽。事實上，唯有學中國文學的人非到外國留學不可。因為一切其他科目像數學、物理、哲學、心理、經濟、法律等都是從外國灌輸進來的，早已洋氣撲鼻；只有國文是國貨土產，還需要外國招牌，方可維持地位。”

 

1942年3月至5月，胡適博士在美國、加拿大等地巡游演講。

再比如，方鴻漸和韓學愈同樣手握“克萊登大學博士”文憑（方鴻漸是花了40美元買的，韓學愈花了多少錢就不清楚了），方鴻漸深以為恥，不敢寫在履歷上，只能當個副教授；韓學愈則不僅有“博士”頭銜，還有“著作散見美國《史學雜志》《星期六文學評論》等大刊物”（相當于今天的C刊）這一過硬條件加持，當上了歷史系主任。

然而，真相是：韓學愈的文字確實曾在這兩本刊物上發表，但跟學術無關。他發表在《星期六文學評論》上的是一段廣告：“中國青年，受高等教育，愿意幫助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取費低廉。”

發表在《史學雜志》的則是一條資訊：“韓學愈君征求二十年前本刊，愿出讓者請通信某處接洽。”

也難怪那時的人對以博士為代表的高知群體不甚了解。畢竟，在我國，能讀到博士的人一向屬于鳳毛麟角：上世紀初到30年代，要讀博只有留學一途，也唯有家境寬裕者負擔得起（方鴻漸到歐洲留學的學費就是丈人提供的）。

 

1935年，季羨林赴德國哥廷根大學學習梵文、巴利文、吐火羅文，后來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民國政府于1935年4月公布我國歷史上第一部學位法典——《學位授予法》，采歐美通行的三級學位制——學士、碩士、博士。但隨著抗戰爆發，這一計劃不得不延遲。

新中國成立后，教育部門一度采用蘇聯的學位制——新中國第一位文學博士、南京大學教授莫礪鋒回憶道，他的老師周勛初先生那一輩，當時讀的是“副博士學位”這種源于蘇聯的學位稱謂。

直到1980年2月我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1981年1月1日起正式實行學位制度，并在1983年授予第一批博士學位，我國才有了國產博士。

 

曾經的蘇聯學位制，對中國影響頗深。圖/圣彼得堡大學

 

“這個世界正在生產越來越多的博士，

是時候停下來了嗎？”

1983年5月23日，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大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以新中國首位博士馬中騏（他的博士學位證書編號為10001）為代表的18名博士拿到了學位證書。

據說，首批博士學位授予大會后，時任復旦大學校長的蘇步青說了一句讓人意想不到的話：“這么多博士怎么辦？”

許多人不明其意，全國才剛剛培養出18名博士，怎么就多了？一位當時在場的《人民日報》記者回憶：“他已經預感到將來我國授予的博士會非常多。”

蘇步青的預感是準確的。1982年，我國共招收博士生302人；而2017年，這個數字達到83878人。

還有一組對比數據也可以證明我國博士招生的“大躍進”：獲得博士學位者突破1萬人的規模，美國用了100年時間（1861—1961），中國僅僅用了17年時間（1981—1999）。

中國教育在線網站發布的《全國研究生招生調查報告》（2019）寫道：“從1994年開始，博士學位授予規模呈現急劇擴大的趨勢，到2015年授予博士學位總量超過66萬人。從1994年至2007年間，博士學位授予數量以年均25%左右的幅度快速增長，其后博士學位授予數量增長速度放緩，2008年至2015年間年均增幅約4%。”

 

中國博士，似乎越來越多。圖/全景

現在通行的“2008年我國超過美國，成為世界‘博士大國’”的說法，來自國務院學位辦。

2008年4月，在首屆全國地方大學發展論壇上，國務院學位辦主任楊玉良表示：“2006年美國培養出了5.1萬名博士，中國大陸是4.9萬名。到2007年，我們的博士人數超過5萬人，2008年這一數字繼續上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

至于西北工業大學黨委書記張煒不認同這一說法，可能是所采信的數據來源不一致造成的。

對照美國科學基金會下屬的國家科學與工程統計中心和社會、行為與經濟科學學部聯合公布的《美國高校歷年授予博士學位數量（1957—2014）》及我國教育部發布的歷年博士研究生畢業生（即獲得博士學位者）數量，在2008年這個爭議節點上，美國培養了約4.8萬名博士，中國則培養了約4.4萬名博士，基本持平；而到了2014年，美國的數字是約5.2萬，中國的數字是約5.4萬，僅從數量上看，中國確實勝出了。

 

美國伍斯特理工學院，一名教授和他的博士生合影。圖/Alex Zozulya

博士數量持續增長，是一個國際性趨勢。《自然》（Nature）2011年5月發布的名為“博士工廠”（The Ph.D. Factory）的調查報告指出：“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一份研究顯示，1998年至2008年科學類博士年增長率達到近40%，每年約增加3.4萬人。沒有跡象顯示增長會放緩。大多數國家建立了高等教育系統，并認為博士畢業生人數增加是經濟增長的關鍵。”

為此，報告質疑道：“這個世界正在生產越來越多的博士，是時候停下來了嗎？”

當博士成為“博士工廠”制造的批量化產品，其成色就難以保證了。

武漢大學前校長劉道玉2007年發表《徹底整頓高等教育十意見書》，歷數高校“大躍進”帶來的一系列問題：教學質量嚴重下降，研究生泡沫化，學風浮夸和學術造假，教授和博士生導師素質嚴重下滑……

針對研究生教育的問題，劉道玉的對策是：“凡是沒有參加統一的嚴格入學考試、沒有全程上課和通過全部必修課程考試、沒有做出具有創造性的論文、沒有經過正規的論文答辯者，應一律取消已授予的博士或碩士學位。對嚴重造假者，應追究刑事責任。”

 

左：伯明翰大學的一次博士學位授予儀式。右：劍橋大學哲學博士禮服。隆重而講究的博士學位授予儀式，是研究生教育的嚴肅性的體現之一。

 

讓大學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

1987年6月，作為北大培養的首批文學博士，陳平原拿到了博士學位。他曾在文章中記述當時的經過：

“我獨自一人，騎腳踏車，來到未名湖邊的研究生院，取走那張屬于我的博士文憑。回宿舍時，順道買了個西瓜，放在水房里冰著，準備晚上受用。給父親掛了個電話，說‘東西拿到了’；電話那頭很激動，叮囑下次回家時一定帶給他看看。那時年輕，看不起‘博士’‘碩士’等頭銜，以為關鍵是有無真才實學。第二天，為完成下一個研究課題，江南讀書去也。”

 

北京大學的未名湖與博雅塔。圖/維基

那個時代，北大乃至其他高校都沒有隆重的博士畢業典禮，更沒有穿博士袍、戴博士帽、導師撥流蘇等儀式。

很多學者像陳平原那樣，以平常心對待博士學位——“不過是取得一張從事專業研究的入場券”。

陳平原認為，自己不是特別看重博士頭銜，與專業方向有關。

“回首百年中國學術，研究文史的第一流學者，大都沒有博士學位——即便曾出國留學的（如陳寅恪、錢鍾書等）也不例外。這一點，與經濟、法律、物理、生化等專家大不相同。哲學家、史學家完全可能自學成才，法學家、數學家則很難回避嚴格的學院訓練。”

 

陳寅恪任教清華時，有“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之稱。圖/維基

上世紀80年代初，也就是博士學位制度剛剛建立、規章制度不甚健全的時候，博導們甚至不知道怎樣教學生——正如莫礪鋒所說，“那時沒有課程體系，也沒有學分制，學校連規章制度還沒制定，導師指點你讀什么書，你就去讀”。

那時候培養博士生的方式，類似于傳統手藝人帶徒弟，一對一，一個博導帶一兩名學生，言傳身教。

甚至有四個老師帶一個學生的情況：帶莫礪鋒的，除了導師程千帆，還有導師的三名助手——郭維森、周勛初、吳新雷，四個老師管一個，把他管得“死去活來”。

而如今身為博導的莫礪鋒，他要帶的博士生有60多名。

那個時代的文科博導上課，就是跟學生聊天——莫礪鋒、陳平原都十分懷念當時那種氛圍。陳平原在回憶導師王瑤時這樣寫道：

（王瑤）先生習慣于夜里工作，我一般是下午三四點鐘前往請教。很少預先規定題目，先生隨手抓過一個話題，就能海闊天空侃侃而談，得意處自己也哈哈大笑起來。像放風箏一樣，話題漫天游蕩，可線始終掌握在手中，隨時可以收回來，似乎是離題萬里的閑話，可談鋒一轉又成了題中應有之義。聽先生聊天無所謂學問非學問的區別，有心人隨時隨地皆是學問，又何必板起臉孔正襟危坐？暮色蒼茫中，庭院里靜悄悄的，先生講講停停，煙斗上的紅光一閃一閃，升騰的煙霧越來越濃——幾年過去了，我也就算被‘熏陶’出來了。

 

復旦大學2018屆博士畢業典禮現場。

2013年，陳平原撰文提出“革新博士教育六建議”，其中一條建議是：改國家學位為大學學位——“像歐美國家一樣，各大學對自己頒發的學位負責。經由一番激烈的競爭與淘洗，內行人很快就會明白，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值得珍惜，哪些大學的博士學位白給你也不能要。”

他對于博士教育的基本觀點是：讓大學里的博士教育既“去魅”，也不要“污名化”，這只是高等教育的一個特殊階段，一個希望進入學界的人非做好不可的“規定動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