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行政部門相關機構組織的一批專家經過聽取報告、查閱資料、質詢等， 考查或許只是成果其中一個方面如先進性，然后打分、對標要求、得出結論。于是，被貼上“國際領先水平”“國際先進水平”的科技成果就走進人們的視野。

然而，對于市場而言，這種評價結論飽受詬病。主觀因素多、有效信息缺乏、評價方法少……這些問題直指現有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弊端。改革勢在必行，也正在進行。作為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重要環節，客觀公正的科技成果評價方式和方法備受期待。

日前，《科技成果經濟價值評估指南》（以下簡稱《指南》）國家標準歷時多年，終于問世。根據《指南》，該標準提供科技成果經濟價值評估時涉及的術語和定義、評估方法、評估機構及評估程序的指導。《指南》對建立新型科技成果評價機制有何意義？為此，《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了相關專家。

過渡時期的產物

和其他國家標準類似，《指南》的前言部分標明了該標準起草單位及主要起草人。其最大特點之一是起草單位中農業類機構約占半數，如科技部中國農村技術開發中心、南京農業大學、中國農業科學院技術轉移中心、沈陽農業大學、山東農業科學院等。

這是為何？

記者了解到，這要追溯到2015年底發布、2016年2月1日正式實施的國家標準《農業科技成果評價技術規范》（以下簡稱《技術規范》），這是我國農業科技成果評價領域的首個國家標準。

“科技部相關部門比較認可《技術規范》，但希望不僅僅局限在農業科技成果評價上。”《指南》主要起草人之一、某高校教授戴章（化名）告訴《中國科學報》，他參與了《技術規范》的起草。

于是，科技部相關部門召集《技術規范》相關起草人員進行討論。據戴章介紹，因為科技成果涉及的范圍更廣，當時討論的單位和人員非常多，“最終寫上去的起草單位及主要起草人應是深度參與《指南》編制的”。

據悉，《指南》從立項到正式發布歷經三年之久。

實際上，在《指南》的編寫過程中，我國科技成果評價機制的改革開始加速。其中最具標志性的改革動作是，2016年6月科技部廢止《科學技術成果鑒定辦法》等規章，一直由政府科技部門組織對科技成果鑒定的方式成為過去式。

戴章認為，在過渡時期，科技成果評價工作也需要有一個指導性文件。

“理論范圍太窄，叫科技成果經濟資產評估比較合理。”上海交通大學一位從事科技成果轉化的人員劉言（化名）說，如果僅僅是資產評估，對科技成果轉化的促進作用并不大。

劉言向《中國科學報》解釋道，目前在高校、院所和國有企業中，出于應對國有資產管理的需要，在科技成果轉化開始前找一個資產評估機構進行無形資產的評估，作為交易定價的依據，以便回避管理責任。

可以說，資產評估只是回避責任的“工具”，跟科技成果評價實現轉化價值是兩回事。具有資產評估資格的人并不完全懂科技成果，其評估結果除“工具化”之外幾無其他參考價值。

受訪專家告訴記者，科技部在2019年曾組織專家編寫了《科技成果評價指導意見》，希望對科技成果評價進行規范，但不知何故目前還未發布。

“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

按照科技成果評價機制改革要求，科技成果評價工作由委托方委托第三方專業評價機構進行，并由行業組織或中介機構實行自律管理。

這些年來，戴章也多次參與過由第三方專業機構組織的科技成果評價。但他發現，無論是直接還是間接介入，政府的影子都或多或少存在，“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市場化”。

這一點也飽受詬病。但如果政府只放不管，也容易出現“一放就亂”的現象。

專家認為，適當的監管是必要的。由于科技成果評價報告的多個應用目的要求評價結論應具備一定的公允性。因而政府對第三方評價機構進行監管的關鍵點應在于評價結論的公允性。

對于政府部門而言，既要放權又要監管，也需要很好地平衡。在青島市技術服務中心主任阮航等人看來，評價過程“標準化”是實現放管結合的重要方式。

科技成果評價的“青島模式”，尤其是標準化評價體系以其實用性受到各地科技管理部門的認可。改革之初，青島引進了先進的科技成果標準化評價體系，并在該體系基礎上，組織專家團隊對評價指標和評價方法進行深度研發，形成了以成熟度、創新度和先進度為核心指標的新型標準化評價體系。然后，經過理論研究和實踐經驗總結，形成地方標準，再上升到團體標準。

隨著標準化評價體系的成熟，政府部門對“青島模式”的監管變得越來越簡單可控；同時通過優化第三方評價機構和人員的服務，標準化評價體系的專業水平和公信力也得到提升。

因而，《指南》對評估機構也進行了三點說明，歸納起來就是“一個必要、兩個重要”。即評估機構獨立、客觀、公正開展業務是必要的；評估機構建立健全內部管理制度，對本機構的評估專業人員執行該標準情況進行監督，并對其從業行為負責，這些是重要的因素；評估機構加強行業自律，接受相關主管部門的業務指導和監督也是至關重要的。

支持市場化機構“有市場”

但目前對于第三方評估機構來說，其生存狀況也比較難。

劉言向《中國科學報》介紹，過去科技成果鑒定有國家財政支持，但現在對市場化機構的支持比較少，而且它們評價出來的東西鮮有認可，“市場化機構并沒有市場”。

首先，科技成果供給方沒有市場。目前高校院所對科研人員的評價仍以論文數量、影響因子、專利產出等作為重要指標。在這個考核機制下，科研人員為了考核和晉升，需要不斷申請各類項目，花費大量的時間寫論文、完成專利，形成“成果”，無暇顧及企業發展、產業進步究竟需要什么。

“評價導向不符合科技創新的規律。”劉言說道。因此，盡管成果轉移轉化過程造成科技投入大幅增加，但真正面向產業發展需要、國家需求的成果產出很少，進而造成科技成果不能有效轉化的問題愈加突出。

除此之外，由于對科技成果的推廣宣傳，基本上是以研究情況的指標性描述為主，鮮見符合產業需求的投資、生產、市場、成本等。缺乏科技成果的標準化評價方式，成果需求方難以在第一時間從復雜的研發資源或競爭性技術中，抓取到技術優勢、特點符合企業需求的成果。

其次，科技成果需求方也沒有市場。例如，具備研發條件的某公司在高校附近設立了尋找技術需求的機構，就是為了更容易了解和對接高校的成果，劉言將其稱為“自行交易模式”。

“如果科技成果評價機制合理，有了符合市場規律的評估價值，只買評價報告也能找到技術，還需要這樣浪費財力嗎？”劉言反問道。

反過來，在目前的科技評價市場上，技術需求方會把錢付給評價機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上海交通大學副研究員劉群彥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建議，國家應該建立一種機制，采用市場化的評價制度，弱化無形資產的管理模式，探索符合產業化規律的評價標準，對真正有需求的科技成果進行社會化評價，推進科技成果轉化對“內循環”的經濟發展支持是當務之急。

但每個科技成果都不一樣，評價起來比較難。“只能找些相似的案例來借鑒，但我們缺少數據基礎庫。”戴章認為，這需要從國家層面統籌考慮，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將各地和行業領域內科技成果的關鍵指標數據及市場已有成果數據收集齊全，與評估的科技成果進行比對，做全面客觀分析。

事實上，目前這版《指南》所提供的指導效果還不好評估。“起草組針對這一問題也討論很多次，我們認為作為一般性標準，宜粗不宜細，否則很難操作。”戴章表示，“凡事都要有一個開始，希望后續在實踐中逐步修訂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