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1日是錢學森誕辰106周年紀念日。當天，第十一期錢學森論壇走進福州，來自黨政軍學企的院士、專家圍繞“數字中國”建設，為國家大數據戰略建言獻策。
就在三天前，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體學習時強調：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
大家紛紛表示，要以領跑世界的時代擔當，從更高起點助推“數字中國”建設。
大數據時代已經到來
大數據的時代已經到來。
按照維基百科的定義，大數據是指無法在容許的時間內用常規軟件工具對其內容進行抓取、管理和處理的數據集合。
“大數據除了規模非常大以外，還有非常復雜的一面。”中國工程院院士毛二可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舉了個例子：比如醫生要了解某種疾病在全世界有多少例，一般怎么治。大數據就能解決這個問題。它可以告訴你在某一問題上怎么做是最科學的。
毛二可的科研工作經歷了在圖書館查資料、從互聯網上獲取信息，再到大數據分析的階段，他認為，大數據提供了一種比過去效率提高很多倍的方法和手段。
Hadoop創始人、大數據之父Doug Cutting曾表示，本世紀我們將取得的許多進展，會來自我們對所生成數據的更多理解。
實踐證明，數據驅動的科學研究已經成為新的范式，同時我們還有數據驅動產業的創新，像滴滴打車、共享單車、微信、O2O零售等，都是大數據時代的產物。
正像中國航天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薛惠鋒說的：在這個時代，虛擬數字空間與現實世界平行存在、精準映射、深度交融，使一切物質皆可用數據量化，一切行為皆可用數據寫真，一切關聯皆可用數據表征，一切趨勢皆可用數據預測。
超學科人才培養是首要問題
數據是基礎性資源，也是重要生產力。復旦大學教授毛揚勇表示，全球范圍內，運用大數據推動經濟發展、完善社會治理、提升政府服務和監管能力正成為趨勢。
18年前，習近平總書記以“戰略+”的高瞻遠矚，順應互聯網發展的歷史潮流，在福建率先提出了“數字福建”的構想。今天，這一偉大創新不僅在八閩大地落地生根，而且上升為重大戰略，“數字中國”的建設已經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引擎。
毛揚勇認為，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是從綜合國際環境、技術趨勢和中國形勢作出的戰略決策，必須把握大數據帶來的戰略機會，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實現經濟轉型升級。
“大數據要在中國強起來，要解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人’。”毛揚勇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直言，“發展大數據需要人才，而且需要我們自己來培養。”
2013年《哈佛商業評論》提出，“數據科學家是21世紀最性感的職業”。但遺憾的是，大數據人才短缺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2012年麥肯錫曾預測，未來6年，僅在美國本土就可能面臨缺乏14萬至19萬具備深入分析數據能力人才的情況。
“在數據學科還不成熟的情況下，不應將數據科學作為單個學科來看待。”毛揚勇表示，事實上，數據科學的廣泛交叉性，決定了其人才培養的廣泛交叉性。在人才培養方面要打破原有的學科限制，數據人才所需要的知識結構是涵蓋和橫跨不同學科，融合多學科的研究方法，甚至取代并超越它們，是一種新的視角和一種新的學習體驗，即超學科。
讓“大數據”化為“大智慧”
數字空間是個開放的復雜巨系統。系統之間、層次之間、地域之間、行業之間存在復雜的數據交互和關聯關系，加之“人”的因素的介入，使這一系統更為復雜。“這就需要錢學森的開放復雜巨系統的思想。”中國工程院院士俞夢孫說。
他認為，大數據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數字中國”建設過程中，一定要遵循系統科學的思想。
我們看到，互聯網與大數據已經成為一類新的戰略性人造資源融入到現代農業、先進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創新發展過程中，極大地促進了我國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對此，中國中鋼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宮敬升深有體會。“泛泛地談大數據是不行的，一定要把大數據、新的技術與傳統的產業結合起來，才能有生命力。”他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坦言，“作為傳統產業的企業，我們對大數據和智能化是非常渴望的，希望能夠依靠大數據來煥發企業的生命力。”
在薛惠鋒看來，當前的“大數據時代”，還處在解決簡單系統的初級階段。例如，在數據的全面感知上，尚未做到完備性；在數據的分析應用上，還遠未達到“智慧層次”。
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能夠超越跟跑、實現領跑呢？薛惠鋒認為，加快建設“數字中國”，需要必須保持戰略清醒，不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趨，而要敢于顛覆、善于跨越。真正實現物理空間向“數字中國”“信息中國”“智能中國”“智慧中國”的升華，需要具備錢學森的“深、廣、久、獨”，讓“大數據”化為“大智慧”，朝“后數據時代”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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