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水平再高，不發表論文就評不上教授；明明工作跟外語不沾邊，可過不了外語考試就評不上職稱……近年來，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越來越成為我國職稱制度被人詬病的焦點。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于深化職稱制度改革的意見》，對這項涉及5500余萬專業技術人才的制度進行重大改革。
清理職稱亂象，改革勢在必行
評職稱對“靠技術吃飯”的人來說不僅涉及個人的收入和晉升，也被看作是評價個人業務水平和貢獻的一把標尺。
我國職稱制度主要經歷新中國成立初期至上世紀60年代中期的技術職務任命、1977年至1983年的專業技術職稱評定、1986年以來的專業技術職務聘任等階段。現行職稱制度共設置科學研究、工程、農業、衛生、教師等29個職稱系列。
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說，職稱制度的建立，對于激勵、選拔、培養專業技術人員等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時間推移，一些與專業技術關系不大的指標也被塞進評聘職稱的指標體系中。在一些地方和單位的職稱評定，有時反倒成了優秀人才脫穎而出的羈絆。
以職稱外語考試為例，設立20多年來，一直伴隨著“一刀切”“雞肋”等質疑。據報道，某作家已經出版發表了幾百萬字的報告文學、小說和散文，并多次獲獎，但由于不能通過外語、計算機考試，遲遲未能獲得副高職稱（二級作家），一度成為網友熱議的話題。
此外，作為職稱評定的“敲門磚”，職稱外語考試成為部分機構與個人的搖錢樹，滋生各種亂象：
考前，各類“保過”培訓信息滿天飛，有的培訓班甚至公開指導作弊；考中，代考、傳送試題答案等舞弊行為屢禁不止；考后，掌握考生個人準確信息的機構聲稱可以“網上修改成績”。
如今，《意見》明確：對職稱外語和計算機應用能力考試不作統一要求。確實需要評價外語和計算機水平的，由用人單位或評審機構自主確定評審條件。
克服“三唯”傾向，拓展發展空間
除了外語和計算機考試，《意見》還有諸多亮點，其中一項基本原則就是克服唯學歷、唯資歷、唯論文的傾向。
西南政法大學教授程德安指出，在高校中，唯論文已經成為硬要求：大學老師無論是職稱評定、崗位晉升往往只注重發表論文的數量，授課認真與否只能“憑良心”，如何攬課題、發論文才是“正事”。
不分行業特點，把學歷、資歷、論文等標準量化為職稱評定的“硬杠杠”，逼著專業技術人員為評上職稱而在專業技術之外耗費大量物力、財力、精力，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資源浪費。
程德安認為，這種人才評價標準顯然已經不符合時代要求，甚至成為遲滯專業人員冒尖的障礙。尤其是那些身懷絕技的專業人才，被職稱卡住無法施展，損失的是行業、社會甚至國家的利益。
為此，《意見》強調以職業屬性和崗位需求為基礎，注重考察專業技術人才的專業性、技術性、實踐性、創造性，突出對創新能力的評價；注重考核專業技術人才履行崗位職責的工作績效、創新成果。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湯濤認為，《意見》的頒布實施，可以最大限度地釋放和激發專業技術人才創新創造創業活力，拓展專業人才職業發展空間，不斷提升我國人才供給水平，提升人才隊伍的整體實力和國際競爭力。
做好放管結合，維護公平公正
由21世紀教育研究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中國教育發展報告（2016）》顯示：超過70％的教師認為，“指標分配不合理”“評價過程不透明”“評價標準不科學”這三項是當前教師職稱評定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一些地方職稱評定采取“退多補少”的政策，讓老師們十分苦惱。“打個比方，假如我們學校100個老師中有15位是高級職稱，按規定要求的比例卻是10％，那么就不會再分指標了。”湖南懷化的一位校長說，曾有一段時間，連續5年學校都沒有指標。
專家認為，門檻高、名額少、行政力量參與的職稱評定制度，不單傷害某個老師，甚至對整個教師隊伍都有沖擊。“一來了指標，教師隊伍就不團結了，為了得高分，有的老師不惜走極端”。
在創新職稱評價機制方面，《意見》提出建立以同行專家評審為基礎的業內評價機制，對特殊人才通過特殊方式進行評價。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單獨建立基層專業技術人才職稱評審委員會或評審組，單獨評審。
在改進職稱管理服務方式方面，《意見》提出發揮用人主體在職稱評審中的主導作用，科學界定、合理下放職稱評審權限。
專家認為，這就更需要注重職稱評定中的公平、公正、公開，講求程序正義，要制定出符合職業特點、能夠客觀反映個人業績的多維評定標尺。在下放權限的同時必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加強監管，做到放管結合，切實維護職稱評審公平、公正，嚴厲打擊學術造假和腐敗行為，維護職稱評審的清朗空間。
總之，職稱不應該成為限制人才的“絆馬索”，而應該是推動人才發揮才能、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共同實現的“助力器”。
（新華社記者徐博、張建、張逸飛）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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