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期智（圖靈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美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郭紅松繪/光明圖片

13年前，一個人、一張機票，58歲的姚期智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回到清華大學作全職教授。4000多個日夜以來，創“姚班”（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實驗班）、攬人才、攻前沿，這位迄今為止圖靈獎唯一一位亞裔得主做的所有事都緊密圍繞著一個中心——創建世界一流計算機學科、培養世界一流計算機人才。姚期智說，這是“翻山越嶺”的13年。“翻山越嶺”中，他對“兩個一流”建設有什么體悟？對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有哪些思索？2016年12月29日，記者走進姚期智辦公室，與這位計算機大師展開獨家對話，這些溫熱，帶著思想火花的文字，希望能給讀者帶來啟發。

“中國特色”讓中國大學有機會迎頭趕上

記者：剛回國時，你說常常在想，“一所大學如何能夠培養有創造力、有想象力、能作出新貢獻的學生”。我們正在創建有中國特色的世界一流大學，這一目標該如何理解，怎樣去實現？

姚期智：不管是在美國、歐洲還是亞洲，世界一流大學有個普遍意義：有相當一部分學科、院系是世界一流的，里面的老師大部分也要是世界一流。如果世界一流的人聚在一起，其他東西自然而然就會產生——他們不會允許非一流成果，也會想盡辦法去培養一流學生、設計一流課程。一流大學可以大，也可以小，只要把該做的事情做到最好就是一流，像普林斯頓大學，沒有商學院、法學院，但從沒人質疑過它是一流。在中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定會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國外方法不能照樣搬來，要想想看中國有什么特殊優勢、利用好。在我看來，“中國特色”的優勢主要有三點：

一是中國有非常好的人才儲備。這不但讓我們在培養人才方面容易做得好，也使很多研究工作在中國推進得更快。中國還有很多海外人才，在很多時候能為科研發展提供協助。這方面我們已經用“人才”等吸引了很多人才回來。

二是中國在科研經費上具有很好的優勢。中國這幾年經濟成長非常快，投入到科研上的經費也逐漸增加。這非常重要。因為科研要趕超，一定需要特別的經費來做事。

三是中國在行政上的執行力非常強。這種在行政上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能力，可以使我們在想做的事情上特別有效率。我十幾年前開始在清華辦“姚班”，有很多特別的事情，比如二次招生、獨立課程等。如果在國外尤其是一些規則比較成熟的學校，即使這件事特別好，它的障礙也會非常大。

所以，我覺得除了一些有比較成熟系統的發達國家，在世界上沒有一個比較大的國家可以短時間內建立一個完備的科研、教學高水平體制，來創造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但中國是一個例外，因為有這些特色，我們能有機會在短時間內迎頭趕上。

建設“兩個一流”，要有耐心

記者：你剛才講到了很多中國特色優勢對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助推力。但在這個過程中，也必定會有一些束縛和尚未突破的難點。

姚期智：這要分兩個方面來看。

一是從基礎的教育教學來說，我覺得已經完成了解放。至少從清華以及其他很多和清華一樣比較領先的國內大學來說，很多條條框框已經改善得差不多了。現在更重要的是從教育觀點看，怎樣讓教師有積極性去拓展教學。不是要求每個教師都要做這件事，一個學院里能有十幾、二十個人把精力很專注地投入其中，而且能合作起來，大學教育就可以辦得很好。這涉及一個導向，就是用一種什么樣的獎勵方法來構建這樣一個團隊，去研究當今世界一流的教育教學什么樣，而不是把時間用在去外面做咨詢等事上。這是我認為很重要的“臨門一腳”。

二是從科研上看。科研上一定要有非常好的人才，一流人才才能領導、培養年輕人，久而久之才能形成良性循環。這些年，國家已經有很大的項目培養、吸引這些人才，但這急不得，需要比較長時間的積累，還要有配套措施讓他們專心做研究。回國十幾年來，我覺得這方面雖然還沒有到達一個效率非常高的地步，但也有了很大成效。譬如說在清華，如果一個青年老師的研究水平達到國際水準，他的基本研究經費是沒問題的。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對國家最需要的研究方向，能不能快速做起來。現在國家在一些先進、有競爭性和急缺的領域已經在推動比較重大的項目，從這點上來看中國已經到了“內行引導內行”的階段。

當然，也存在一些不那么理想的狀況，但這和發展階段有關系。如果你在美國推動一個比較前瞻性的科研活動，做起來比中國容易。一是大家距離沒那么遠，二是如果一個很有威信的人讓你來開會，大家都很愿意、甚至自費來，花很少的錢就可以把一個領域的活力推動起來。但在中國就很困難，因為很多尖端人才不在國內。如果中國在尖端領域比誰都做得好，那么大家即便自己花錢也愿意加入進來，所以這是一個階段性問題，要有耐心。

好的本科教育要讓學生發現喜歡什么、擅長什么

記者：你多次提到“人才”。現在無論清華、北大，還是中國其他高水平大學，都在為培養拔尖創新人才而努力。你回國原本想盡快打造一支好的研究團隊，最后卻選擇了從本科教育開始。幾年前我們采訪楊振寧先生，他認為中國的本科教育不比國外差、甚至要好，你怎么看？

姚期智：國內本科生的聰明才智確實是世界一流的，特別是國內一流大學，學生入學時比美國一般一流大學學生都優秀。尤其是在一些我們有悠久歷史的學科上，比如數學、物理，大學教材有很多年積累，跟世界水平沒有大差距，這比較容易在教學上做得好。所以從這點上，我同意楊先生的看法。但在計算機學科或別的前沿學科，你會看到美國大學，每過若干年，就會仔細地、大幅度地調整一下本科教育——要從前沿看課程和教材設計里要刪去、增加哪些，這樣才能使本科的學生對發展前沿有基本了解。如果學科不與時俱進，很容易在學生畢業時有些該教的東西沒有教。

這點我在國外大學有很多感受。我經常看到國內來的學生，甚至是國內一流大學的學生來做研究生時，有一種令人震驚的情況，就是很多該學的沒學。還有同樣嚴重的，他們的思維水平和方式不夠深刻。但國外研究生的一些課程或考試，并非死記硬背就行。所以那時我就感覺到國內計算機科學教育至少有兩個缺點：一是很多該教的沒有教，二是教學、考試比較注重學生勤不勤奮。真正好的本科教育，是要讓學生從中學思維方式轉換成大學的研究思維，必須要挑戰他們的智力。我一向主張，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發現自己最擅長做什么、最喜歡做什么，將來不管就業還是深造，都沿著這個方向去進行。所以一門課不是人人100分是好事。

如果不能讓學生發現這些、迎接挑戰，就會產生很糟糕的效果——覺得自己不如人，就放低志向，把目標調校成拿到博士學位、找個大公司。我在國外一流計算機系里看到很多印度教授，但中國教授很少。我的感覺是，可能是我們的學生起點不高，所以志向不夠。再后來，我回國想要把研究團隊建起來，卻發現收到的研究生能力不夠，開始一年或一年半都在補課。所以我們必須要培養出世界上最好的本科生，這樣才能有足夠好的一流研究生資源。況且，面對這么好的生源，如果四年后不能保證他們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那我們的教育就失敗了。

記者：“姚班”是國內創新人才培養的一面旗幟，它可以復制嗎？在創新人才培養上，哪些因素至關重要？

姚期智：辦好本科教育并不難。這個階段，學生關鍵是要打基礎，只要把核心學好、基礎學透徹，課開多一點少一點無所謂。教師團隊很重要，只要一個院系有10個教授愿意把這件事做好、開好10門核心課程就能辦好本科教育，這點中國很多大學都能做到。

當然，這在細節上有分別。在“姚班”，課程難度、教學速度比一般本科生要高和快，學生在大二、大三就基本能達到研究生水平。比如我教的大一的一門數學課，在斯坦福這種學校他們要到四年級才學。對有創新潛質的學生，如果按部就班他們會覺得非常沒興趣，因此在本科時就要盡快讓他們接觸到科研。

再有考試和作業，要讓最好的學生覺得有挑戰性、非常過癮。五門課里，我希望你有三門課學得很好、兩門不好，而不是五門平均。因為你到外面做工，人家會問你最喜歡什么、哪方面特別拿手，再指派工作，這也是符合經濟學原理的。

還有就是對“姚班”學生很重要的全英文教學和足夠多的國際交流機會，讓他們在整個過程里就自然而然地變成一個國際人才。畢竟，他們將來是要在國際學術圈里和別人競爭，用國際語言和別人打交道。

記者：回國后，你一直承擔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但在國內大學里，很多教授只掛帥不上臺，講課都由助手或者年輕人來做。本該得到重視的本科教學卻成了“良心活”，科研才是“最重要”的。

姚期智：一個大牌教授教一門入門的課，是比較好的。他的視野比較廣闊，能及時讓學生把握到學科方向和定位，所以說資深教授應該教書。這點在美國要求比較剛性，每個老師教課的數量是差不多的。但也有個別情況，如果有時他把時間花在別的地方，對整個學科的成長有更大幫助，尤其是一個大項目剛啟動的時候，是可以柔性處理的。我剛回國花在教書上的時間非常多，因為那時還沒有足夠多的老師，很多課都是第一次開，所以我自己先教。現在形成了一定規模，這方面壓力小多了，我想得更多的是怎樣打開學生眼界。

至于本科教育沒有得到足夠重視，我想這有歷史原因。改革開放初期，中國離開科技前沿太久，所以那時需要把科研水準快速提升起來。只有科研人員到了一定水準，才有可能教好課，如果根本不曉得科技前沿在哪，就只能教很陳舊的東西。所以我覺得從戰術角度來講，這有其中的邏輯。但現在重心應該要調整一下了，我相信在國家、學校都重視的情況下，做好本科教育應該沒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