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斷見證中國高等教育翻天覆地的發展進步。
莫納漢·本撒松是猶太歷史學者、以色列議會議員，曾擔任議會憲法、法律和司法委員會主席。2009年被選為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第13任校長。在他的任期內，希伯來大學國際學術排名位列前茅，不僅培育出捷邦安全軟件科技公司、移動眼汽車自動駕駛技術公司等世界跨國企業，而且涌現出諾貝爾經濟獎獲得者奧曼、《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等國際著名學者。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需要重視學術研究的自主性。
約瑟夫·克拉夫特是物理學博士、美國物理學會研究員，曾獲洪堡基金獎、羅斯柴爾德化學獎和以色列化學學會獎等。2002年至2009年，擔任以色列科學基金會（ISF）學術委員會主席，現任以色列大學校長理事會主席，2009年以來連任兩屆特拉維夫大學校長。
沒有深厚的基礎研究就不會出現創新和突破性的發現。
佩雷茨·拉維是醫學教授、生物精神病學專家。他在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和加利福尼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接受了睡眠研究和睡眠醫學教育，曾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1975年加入以色列理工學院的醫學院，成立了睡眠研究實驗室和睡眠醫學中心。2009年當選為以色列理工學院院長，2013年連任。他是5家開發生產睡眠醫學、心臟病學醫療器械公司的創始人和聯合創始人。
創新是一個必須培育的品質。
羅恩·羅賓是歷史學家，1986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美國歷史博士學位。2006年加入紐約大學，除擔任副教務長外，還擔任紐約大學阿布扎比和上海兩所國際校區的美方校長。2017年任海法大學校長。
卓越本身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段旅程。
丹尼爾·扎伊夫曼是原子物理學博士，在2006年被選為魏茲曼科學院第10任院長。在其任內籌措大量資金建設魏茲曼研究院基礎設施，包括會議中心、技術服務機構、生物化學研究大樓、臨床設施、國家個性化醫學中心、癌癥研究綜合中心以及一個新的智能和先進材料中心。作為以色列唯一的國家科學院，魏慈曼研究院已成為國際科學中心，吸引了全球成千上萬名科學家、博士后研究員和學生。
主持人：中國駐以色列大使館教育組 姜言東
嘉 賓：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校長 莫納漢·本撒松（Menahem Ben-Sasson）
特拉維夫大學校長 約瑟夫·克拉夫特（Joseph Klafter）
以色列理工學院院長 佩雷茨·拉維（Peretz Lavie）
魏茲曼科學院院長 丹尼爾·扎伊夫曼（Daniel Zajfman）
海法大學校長 羅恩·羅賓（Ron Robin）
以色列擁有63所高等院校，其中7所研究型大學承擔了以色列全部的基礎研究，擁有全國80%以上的應用技術專利。研究型大學不僅承擔了事關國防、民生的重大科研任務，而且直接參與科技立國和經濟發展。以色列研究型大學的教授中有12人獲諾貝爾獎，4人獲菲里茨獎和圖靈獎。全球聞名的以色列無人機、生物科技、水處理等技術，捷邦（Check Point）安全軟件科技公司、移動眼（Mobileye）汽車自動駕駛技術公司等跨國企業，《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等著名學者都出自這些大學，這些高校的畢業生還創辦了以色列80%以上的初創企業。近日，筆者走訪了以色列5所研究型大學，莫納漢·本撒松等5位校長就中國高等教育的“雙一流”建設、創新人才培養和中以科研合作等話題發表了各自的觀點。
大樓要為大師服務
主持人：中國高等教育進入了新的階段，正在努力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你們如何評價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莫納漢·本撒松：中國高等教育取得了跨越式的發展。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加大高等教育投入，不斷增強在全球學術研究領域的競爭力。在中國政府的改革和支持下，中國高等教育成果卓著。我們不斷見證了中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在全球排名的快速提高，科研人員發表的具有國際影響的成果也在不斷增加。
毋庸置疑，中國政府這種嶄新的、意義深遠的重大決策，還將持續不斷地推動高等教育快速發展，特別是創新和創業能力的快速提升。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中國通過“人才”等措施在全球招聘科學領域領先的華人教授和研究人員。這是半個世紀以來，應對人才流失的一個絕好的解決方案。以色列5年前也實施過類似計劃，但不如中國富有成效。由于投入多年沒有顯著增長，現在以色列大學的辦學質量受到了很大影響，世界排名有所下降，這值得我們警醒。我們需要向中國學習。
我們不斷見證中國高等教育翻天覆地的發展進步，這是中國政府和教育部穩定發展政策和領導能力的結果。中國幾乎所有大學的基礎設施建設和人力資源能力構建都在不斷改進，持續提高。我本人也多次要求以色列的政府部門學習中國的做法，改變高等教育投入方式，更好地促進以色列高等教育的發展。
丹尼爾·扎伊夫曼：我曾多次訪問中國，聽到也觀察到了中國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取得的新成就。這個舉措十分關鍵，因為如果成功，這些一流大學可以把整個中國高等教育系統整體向上拉動，從而集體走向卓越。但是，我們也須明晰，卓越本身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段旅程。我們必須仔細選擇新的目標，加強設計和謀劃。科學發現與創新是在人的大腦中進行的。因此，開發基礎設施非常重要，但基礎設施必須更好地為科學家服務，而不是相反。
莫納漢·本撒松：在我們學校，教授們的辦公室面積都很小，例如，獲得諾貝爾經濟獎的奧曼、《人類簡史》作者赫拉利等，辦公室最多才5平方米，而且由于他們所在的辦公樓設備老化，連空調都裝不上。但是，我們的圖書館、實驗室等都很方便，他們隨時可以使用，同時，我們創造了一種學術自主的氛圍，教師有很大自主權。赫拉利教授說他很喜歡在希伯來大學教學和研究，因為在這里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搞研究，可以與學生自由地交流。
羅恩·羅賓：中國政府對高教和科研投入巨大。我在擔任上海紐約大學校長期間，以及目前擔任海法大學校長之后，都看到了中國政府在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方面的巨大投入。中國認識到科學突破是人類更美好未來的關鍵。我感到自豪的是，海法大學是這一重大合作的一部分。幾個月前，我們與杭州娃哈哈集團、中國科學院自動化研究所（CASIA）簽署了建立三個聯合人工智能技術中心的協議。我們還正在與華東師范大學開展為期兩年的跨學科研究和技術轉移中心建設項目。
佩雷茨·拉維：談到中國的科技和高教發展，我總是很激動。中國正在經歷高等教育的重大革命，對于訪問中國大學的外國人來說，這是顯而易見的。中國對大學的投資已經取得顯著成果，例如中國高校出版的科學論文質量有了很大的提高。很明顯，中國高教和科學在快速發展。
創造力不是學出來的
主持人：以色列的高等教育一直處于世界前列。作為以色列高校的領導者，你們眼中的世界一流高等教育是什么樣子？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
丹尼爾·扎伊夫曼：一流大學應培養應對未來的創新型人才。我相信中以高校可以相互學習、相互借鑒，因為每一種高等教育制度（中國和以色列）都有優缺點。以色列高校和科研制度的優點在于具有較強的獨立性。大學負責培養明天的學者，這些人應該以更廣泛靈活的方式接受教育，因為他們將來面對的是今天還不存在的問題，并且主要進行基礎研究。加強高校和科研交流是增強國家聯系的一個很好的途徑，我建議我們兩國能夠進一步增加雙邊科研和教學合作經費，使雙方最好的科學家能夠加強合作。把經費花給最優秀的人才，而不是集中在某個特定的科研領域。
羅恩·羅賓：創造力不是學出來的。以色列高等教育的特色是培養創新型人才。由于生活環境的獨特條件，以色列人是有創造力的，而不是只會從別人那里學習創新。文化和環境是發展創新思維的兩個關鍵價值，所以創造力培育沒有一個“魔法食譜”。但毫無疑問，創新是一個必須培育的品質。
約瑟夫·克拉夫特：一流的大學應該給科研人員更多自主權。一般來說，以色列大學遵循“歐洲模式”。例如，大學校長和學術校長都是由教授和師生代表組成的理事會選舉產生的，大學教師和科研人員有穩定的工作合同和充足的研究時間。校長和各級行政部門對教授的教學和科研只有評價權，絕對不能自上而下地下命令。創新必定需要自由地質疑以前做過的研究，提出新的思維模式，即使起初聽起來是不可能的。我認為，以色列高教發展經驗可以為中國“雙一流”建設提供的借鑒是，要重視學術研究的自主性。這種自主需要一個寬容多元的校園文化，應涵蓋不同文化和習慣。
佩雷茨·拉維：大學吸引優秀的學者和科學家也是一門學問。工資、住房和一些物質方面的待遇很重要，但真正優秀的科學家并不僅僅看重這些。他們更重視的是穩定的工作合同，教學和科研都需要沒有后顧之憂，所以以色列大學不搞年終測評和末位淘汰，而是嚴把引進關，只對試用講師采取5年試用期，其他人員一般退休才離開學校。例如，準晶體發現者、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丹·舍特曼教授，獲獎前在以色列理工學院工作了8年，8年期間甚至一篇論文都不曾發表過，但我們仍然把他作為永久教授。其次是大學里有沒有一種鼓勵培養優秀人才和支持創新的文化。前年，我多次去美國說服一位哈佛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授來以色列工作。我們學校與哈佛大學相比，無論在哪個方面都相差很大，但如今這位教授工作得很安定。自主和寬松的學術氛圍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國政府已經注意到這些，并且正在為此努力。
學科融合與社會服務
主持人：對于中國高等教育的“雙一流”建設，你們有哪些具體建議？
佩雷茨·拉維：中國的研究人員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都多，比如科研論文的發表，中國迅速趕上了美國。但在我看來，中國應該在科研質量和科學智慧上多下功夫。為了提高創新和研究質量，中國大學必須調整科研結構，讓科學家自己而不是行政機構來決定研究的議程。以色列的大學和理工學院總是努力謹慎地保持鼓勵基礎研究和應用技術之間的平衡。一旦政策制定者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鼓勵研究，科學家面臨壓力只會致力于應用性研究，但一般來說，沒有深厚的基礎研究就不會出現創新和突破性的發現。杰出的研究必須以好奇心為動力。
莫納漢·本撒松：一流大學肯定需要引進卓越人才，中國大學前幾年從全世界范圍內吸引華人人才的辦法是正確的。由于中國有近三千所大學，不可能短時間內都成為世界級大學。大學之間在名譽、地區之間會存在很大差距，優秀教師和科研人員自然會選擇較好的大學。中國大城市和經濟條件較好的東部和南部大學與西安、蘭州等地的大學相比，就具有極大的優勢。困難地區的大學招優秀人才不容易，而且也容易流失。希伯來大學的教授和科研人員每工作6年就可以帶薪學術休假一年，他們會去歐美研修，會為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幫助。所以，我認為中國可以制定一個政策，讓優勢大學的人才定期到西部困難地區的大學任教，不是做管理人員，而是實實在在的教學和研究。或者，讓優勢大學的教師與困難地區大學的教師合作開展教學和科研等。
約瑟夫·克拉夫特：創建世界一流大學需遵循三要素，特拉維夫大學在創建全球百強創新型大學的過程中，主要做到了這三點。
一是跨學科研究。研究型大學要突出科研，但在有這么多復雜問題的世界里，沒有一個科學領域可以提供萬能的解決方案。以交通擁擠和城市污染為例，如果我們希望未來的城市是“聰明的”、宜居的、可持續的和有益的，就需要讓城市規劃者與數據科學家、公共政策專家、水資源和能源工程師、運輸專家、網絡研究人員、大氣科學家等一起工作。特拉維夫大學近年來創造了一系列穩定的組織框架，如有利于多學科合作的跨學科中心、學院和項目。其中，幾年前與清華大學成功合作的納米科學和技術中心，結合了工程、化學和生物技術等跨學科項目，已經取得初步成效。
二是社會服務，特別是不斷擴展大學為當地社會服務的活動范圍，建立與商界和政府部門的積極伙伴關系。例如，特拉維夫大學工程學院設立了一個工業聯盟計劃，與數十家大型跨國公司和以色列的公司開展技術合作。這些公司委托大學開展研究，給我們實驗室設備、基金和獎學金，邀請我們的學生做實習生，然后雇用我們的畢業生。與行業建立密切聯系的好處是巨大的。這些公司不僅與項目的研究人員和學生緊密合作，還使得大學隨時了解企業的發展趨勢和需求，并使大學保持最新的新興研究領域。同時，特拉維夫大學與外部合作伙伴的合作不僅限于商業利益。我們還與以色列教育部密切合作，改進中小學教學課程，引進新的、更好的教學方法，并改善學習障礙兒童的干預計劃。我們與以色列衛生部合作開展旨在改進以色列公民在較貧困社區飲食習慣的社交媒體計劃。我們還與以色列國防部就安全防衛相關的項目進行合作等。
三是全球合作，特別是加強與中國的合作。特拉維夫大學已經與世界各地杰出教育和科研機構建立廣泛合作關系，開展聯合研究和其他類型合作。我們認為學校可以更多地從合作中獲益，而不是從競爭中獲得好處。污染、糧食安全、移民、網絡安全和疾病防控等普遍性的問題，對于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自行解決。特拉維夫大學校園現在有60多個國家的學生，包括中國學生，我們期待著更多的國際學生來學習。
莫納漢·本撒松：以色列所有研究型大學都開辦了技術轉移公司，例如，希伯來大學的技術轉移公司負責本校教師和研究人員的專利保護、轉讓以及融資、孵化等從學校到產業轉化的各個環節。技術轉移公司是大學的獨資企業，校長直接分管，但充分引進市場機制。技術一旦轉移成功，大學、擁有專利的教師和公司按照4∶4∶2分成。辦好技術轉移公司是大學服務社會的最直接的途徑。
更多合作促進更高成就
主持人：對于今后中以兩國高等教育的合作，你們有哪些期待和建議？
佩雷茨·拉維：中以兩國可以建立教學和科研聯合基金合作培養高層次人才。以色列和中國大學之間的合作關系在逐年增強，來以色列留學的中國學生、博士后以及參與聯合研究的兩國科學家越來越多。為了進一步加強這些關系，我建議設立一個中以合作研究專項基金，來支持聯合研究項目，類似于美國—以色列合作基金會（BSF-US-Israel）或德國—以色列基金會（GIF）。
羅恩·羅賓：近年來，中國與以色列的關系在政治、經濟和高等教育等領域都變得越來越緊密，相信這一趨勢將會繼續下去，雙方都將受益。30年來，每年都有中國學者到我們的進化研究所研修。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生來到海法大學的其他領域學習，如神經生物學、海洋科學等。這些研究人員都回到中國做出了特殊的貢獻。我們與中國企業的合作重點則是人類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受益的應用研究。
莫納漢·本撒松：我認為，創新、創業是兩國高教合作的基點。從1925年建校以來，希伯來大學就一直致力于促進教學和研究中的卓越——創新和創業。所以，在見證了中國高等教育系統也有類似趨勢的時候，我很高興，因為這種共同的價值觀在構建中以兩國親密合作關系的進程中是一種無價的資產。這種關系將會繼續促進相互學習和共同發展。我樂觀地期待我們可以邁著共同步伐去構建一個平臺，讓人類少一些爭戰，多一些合作，以實現更高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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