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與新冠病毒的對抗，已經進入了艱難的持久戰階段。防控疫情與復工復產的矛盾，成了“同一個世界，同一大難題”。

中國內地會出現第二波疫情嗎？中國香港和新加坡近期病例激增，問題出在哪里？如何評價當前世界上的各個“防疫流派”？中國的“抗疫”戰略還有哪些值得補充完善的地方？疫苗上市之前，我們有希望回歸正常的生活軌跡嗎？

針對這些問題，《中國科學報》專訪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生物醫學學院教授、美國微生物科學院院士金冬雁。他將于4月9日在由未來論壇發起的《理解未來》科學講座上講述“人類冠狀病毒的前世今生”。

《中國科學報》：此前有學者聲稱中國暴發新一波疫情的風險較大，但也有很多科學家堅信中國不會再出現大的疫情高峰，對此您怎么看呢？

金冬雁：

一波疫情結束后，會不會暴發第二波，決定因素在于這個病毒本身的傳播規律和人們采取的防控措施。

從歷史上看，有些疾病的全球大流行是存在第二波的，而且有些疫情的第二波更為兇險。以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為例，第一波疫情的致死性其實并不強。但是半年后疫情卷土重來，死亡率大大提高，但其后致病性又逐漸減弱。據推測，流感病毒所發生的“抗原漂變”是導致致病性出現變化的重要原因。

目前新冠病毒已經感染了100多萬人，還沒有監測到大的變異。盡管不同國家的死亡率差別很大，但感染的其實都是同一種病毒。

人群的行為也會影響疫情的未來走向。鑒于我們采取了史無前例的、非常嚴格的措施，因此也有可能是通過付出巨大的代價，換取第二波疫情不再發生。

《中國科學報》：早期，中國香港和新加坡等通過密集的檢測和追蹤，控制了新冠病毒的最初傳播。但在過去一段時間，這些地區都出現了新感染病例的激增——關鍵問題出在哪里呢？

金冬雁：

以香港為例，我們至今已經經歷了兩次大的疫情沖擊。第一次是內地疫情暴發之后，香港和武漢的各種聯系非常緊密，因此也很快出現了疫情；現在是第二波，疫情沖擊得非常厲害，醫療系統也出現了緊急狀態。

我想這有一部分是城市特性決定的——香港和新加坡對自己的定位都是國際城市，是“連接東西方的橋梁”，因此面臨的疫情回流壓力更嚴重。

香港有很多子弟在海外讀書。前段時間，海外華人和留學生的恐慌情緒比較嚴重。因為英美對疫情的干預措施比較弱，有意無意地采取了類似于“群體免疫”的策略。有些年輕人出現癥狀去看醫生，醫生的答復是“你們可能都感染了，不過你們不需要檢測，先好好休息，有事再來找我吧。”

這和中國通過嚴防死守來盡量保護人群的策略截然不同。兩個系統有各自的邏輯，留學生夾在中間，容易出現恐慌情緒，急于回國。

接下來我們還是會采取專業的防控措施去應對，效果應該會不錯的。

《中國科學報》：現在內地流行“抄作業”說，很多中國人好奇其他國家和地區為什么不能更多地學習中國抗疫的成功經驗，您怎么看這個問題？您如何評價當前世界上的各個“防疫流派”？

金冬雁：

我想說，世界上的其他國家和地區其實也都在根據各自實際情況采取不同措施，盡量減少疫情給生產生活和工作學習帶來的影響。

中國內地是以雷霆萬鈞的氣勢，非常果決的手段，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這是有目共睹的成績。但面對接下來的挑戰，特別是防控第二波疫情和實現復工復產兩大難題，還是有必要博采眾家之長。

例如香港一直沒有采取封城措施，而是根據實際情況逐步關停一些高危場所，或者限制聚餐人數和人員距離等。人們的生活、學習和工作基本沒有停頓。但是與此同時香港的追蹤和檢測力度很大，香港總共700萬人，已經檢測了9萬人，檢測比例是全亞洲最高的。這種主動出擊追蹤無癥狀感染者和輕癥患者的做法，有助于及時發現并遏制新的聚集性感染，我想這種做法就值得內地借鑒。

中國香港、韓國和新加坡的信息透明度很高。像我們家樓下，有人從境外返回了，經檢測是無癥狀感染者，很快衛生防疫中心就告訴我們，他住在哪個小區哪一層，但是不會公布他的姓名等信息，這對切斷社區傳播鏈非常重要。像北京前段時間出現的“樓梯感染”案例，就可以通過信息公開來防范。

英國通過隔離70歲以上的老人來降低死亡率；日本雖然總檢測數很少，但也主動去為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做檢測，將流行病學調查做足做細，這些都是很好的舉措。

《中國科學報》：您認為中國的“抗疫”戰略還有哪些值得補充完善的地方？

金冬雁：

主動開展流行病學調查。

特別是對武漢這樣暴發過大規模疫情的城市，選擇一些“樣板”社區，開展血清學檢測，看看究竟有多少人感染過新冠病毒，到底有多少是無癥狀感染者，還有多少人仍受感染。

如果把這些都搞清楚了，將是做出正確決策的非常重要的依據。

我們國家有舉國體制的優勢，能動員很多人力物力，做到這項工作并不難。關鍵是不要懼怕，也不要有任何顧慮：即便這個數字很大，也不可怕——真相是最重要的。如果發現感染率較高，但是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覺中自行恢復了，這其實是天大的好事，可以說明離群體免疫到底還有多遠。

曾經受到感染但已完全恢復的武漢及湖北居民，應當盡早給予綠色健康碼。他們體內有大量抗體，不會再受感染，特別適合從事醫療救護、看護照料、保安、快遞、餐飲等高風險工作。這些人是寶貝，不應受到歧視。

《中國科學報》：從4月1日起，中國開始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情況，您如何評價這個舉措？

金冬雁：

這個舉措非常重要，但光公布數字是不夠的，還要把后續的流行病學調查和科學研究跟上。

無癥狀感染者的排毒期有多長？排毒的動態規律是怎樣的？他們體內產生抗體的情況如何？

把這些能測的數據都測清楚了，將為接下來的防疫工作積累很重要的經驗。

《中國科學報》：有專家提出，我們不能“光指望疫苗控制疫情”。在疫苗上市之前，我們有希望回到正常的生活軌跡嗎？

金冬雁：

疫苗上市之前，如果藥物研究能取得重大突破，建立起有效的治療規范，新冠肺炎的病死率會大大減小。

目前中國湖北以外地區、韓國、德國的病死率都比較低。如果能用有效的醫療手段把病死率控制在1%甚至0.5%以下，這個疾病就可以常態化、常規化管理，人們也就不再那么恐懼。事實上很多病毒性傳染病的發展規律都是這樣的。

不過，即便這一波疫情平息，“保持社交距離”也很可能在未來的相當一段時間內實施。顯然，新冠疫情終將載入史冊，對全人類的生產生活和文化心理都會產生深遠影響。

《中國科學報》：我看到有專家在擔憂，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可能會存在“ADE效應”，進而給疫苗研發帶來很大的阻礙，您認為新冠疫苗研發的前景樂觀嗎？

（ADE效應：即抗體依賴增強效應。某些病毒一次感染產生的抗體，不僅不能中和病毒，反而讓二次感染的癥狀更加嚴重。ADE效應會導致部分疫苗無效甚至有害，也會讓二次疫情更加兇險）

金冬雁：

人們擔心新冠病毒存在ADE效應，一個很大原因是過去有研究聲稱SARS病毒存在ADE效應。但這只是實驗室研究，同樣的效應會不會在自然感染狀態下發生，至少在SARS病毒和MERS病毒中都沒有得到證實。而其余4種癥狀比較輕微的人類冠狀病毒也都沒有證明存在ADE效應。

登革病毒的ADE效應是最著名的。登革病毒有4個血清型，被一種型別的登革病毒感染后的康復患者，如果再感染另一型別的登革病毒，癥狀會更加嚴重。但可以看出，這種ADE效應是在比較特殊的條件下發生的，比例并不高。

綜上，我不認為新冠病毒會發生ADE效應，即便發生，也是低概率事件。更沒必要因此就對疫苗研發的前景感到悲觀。

但新冠病毒是否存在ADE效應，這個問題的確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