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有關科研經費使用與管理的爭議始終沒有間斷。

一邊是大額科研經費屢被挪用，為數不少的科研負責人因虛列支出被定罪，引發(fā)社會的高度關注；另一邊，科研人員也在叫屈，經費管理過于僵化，經費下發(fā)滯后報銷繁瑣，這種“有心無力”也加劇了種種亂象的滋生。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教授、原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呂乃基表示，貪污科研經費如何定義一定程度上也取決于規(guī)則的制定。“如果規(guī)則本身考慮到了方方面面的利益和科研工作的特殊性，這個行為肯定是有問題的；但如果規(guī)則本身不完善，對科研工作者創(chuàng)造性的勞動不予承認，這樣的犯規(guī)很多，那么對規(guī)則的突破背后也有制度的原因。”

去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了《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用于指導與服務各項科研工作，在經費預算、開支范圍、勞務費用、橫向課題經費管理等方面進行了改革。不少科研工作者直呼，“政策更靈活了”。

新政的出臺到底改善了哪些具體方面？是否真正解決了問題？又存在什么樣的問題需要進一步關注？

過去：經費下?lián)芡?科研人員獎勵少困于發(fā)票

在呂乃基的印象里，項目經費下?lián)苓t緩一直是科研經費管理的重要問題。

“經費下?lián)軠�后的情況非常普遍。很多早就審批過的項目年初應該下發(fā)經費，結果11月份才發(fā)放，按照管理要求，這些錢年底又必須花完，否則就收回，但是給的時間已經臨近結賬的時候了。”他說。

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科研人員‘突擊’花錢。呂乃基表示，因為短時間內要花完這些經費，很多教師沒辦法完成原來的設計，想做的事情做不了，反而不得不去做一些別的事情。“不少科研人員亂買東西，趕緊開幾個會議等等，總之就是錢沒用在刀刃上。”

北京大學中國教育財政科學研究所教師陳方杰進一步指出，經費下?lián)懿患皶r對自然科學方面的研究影響更為嚴重：自然科學項目的時效性都比較強，短期來看，資金不到位迫使科研工作的推進受到影響，可能造成科研成果被別人搶先發(fā)表；長久來看，也不利于項目本身、相關實驗室和學科科研探索的持續(xù)和深入。

審批手續(xù)繁瑣也是問題之一。中國科學院某研究所的研究員白利國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按照他的經歷，自己拿到的任何一筆款項都要從基層到高層逐層審批。

“最開始的申報計劃、具體的執(zhí)行變更以及最后的驗收環(huán)節(jié)，都需要嚴格審批，稍微有點問題就要打回，重新再弄。”他說。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說，按照常規(guī)，每個科研項目需要先有預算，然后上報。花費必須先報，但后續(xù)實際的科研操作中有著很多不可預計的因素，很常見的是，項目最后使用的錢數不一定是開始報的錢數。

此外，還有一些費用“報不了”。呂乃基舉例，比如為了科研工作的順利進行，科研人員請客應酬的情況是存在的，但是這些不能報銷。“關鍵還是勞務費太少了。”

華中師范大學副校長黃永林和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李茂峰曾撰文指出，參與國家科研課題的科研人員主要包括有工資性收入的人員、課題實施中聘用的無工資性收入的人員以及咨詢專家三類。國家的管理辦法對這三類人員費用開支分別采取不同的規(guī)定，課題組成員中正式在編的有工資收入的科研人員不允許列支勞務費用。

“高校絕大多數科研人員在承擔科研項目的同時，都承擔著較為繁重的教學任務，而且科研任務大多是超工作量。”他們認為，科研人員的超工作量付出得不到合理補償導致部分科研人員通過虛假票據及虛假合同等手段來獲取部分補償，致使虛列成本支出的情況發(fā)生。

“作為勞務費直接劃過去的也很不足，絕大多數都需要發(fā)票，發(fā)票成了產業(yè)鏈。”呂乃基指出，不少高校老師都拿不出這么多發(fā)票。“這也是制度的逼良為娼，迫使科研工作者突破規(guī)則。”

現在：專家稱新政基本解決問題 高校具體落實徘徊猶豫

去年7月底，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lián)合印發(fā)了《關于進一步完善中央財政科研項目資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見》，在經費預算等方面提出了具體的改革措施。

按照財政部、科技部、教育部、發(fā)展改革委四部門負責人對這份文件的公開解讀，新政簡化了預算編制科目，提高了間接費用比重，同時也明確了勞務費開支范圍和標準等。

就上述科研人員提出的問題具體來說，新的政策實行部門預算批復前項目資金預撥制度，合并會議、差旅、國際合作等項目費用花銷不超過直接費用10%無需填寫具體的預算；間接費用核定比例提高至不超過直接費用扣除設備購置費的一定比例；勞務費預算不設比例限制，研究生、博士后、訪問學者、項目聘用研究人員及科研輔助人員等都可開支。

“客觀來講，新政策的改進是相當大的。”陳方杰表示，新政策放寬了，更好地保障了科研人員的利益，提高了他們積極性。一些“死線”被撤銷，比如改進了結轉結余資金留用處理方式，這也避免了“一到年底就突擊花錢”的尷尬。

但他同時指出，衡量制度好壞，一方面要看文本，一方面要看具體執(zhí)行。“現在總體上來說，國家在科研經費的管理和監(jiān)督上是收緊的，但制度的變革比如具體的比例和福利方面實際是放松的。對于這個新政策執(zhí)行的具體尺度，高校存在一定的空間和試探摸索期。”

“比如規(guī)定中非常明確的地方高校可能就會直接執(zhí)行，但具體的比例設定等這些又要下放到高校，有的高校可能會滯后，改革的力度方面也會有一定的差別，會有一些猶豫。”陳方杰說。

白利國也持同樣的看法。“這些措施現在是上面在提，很多也在逐步落實，上層的具體框架出來了，但在執(zhí)行的層面還不健全。”他認為，大家都在“摸著石頭過河”：基層大多是在互相觀望，希望參照其他單位建立了什么樣的體系再跟上。“就是說，實踐的層面上，步子還是不敢跨得太大。”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陳方杰、白利國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