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7月8日，不同尋常的日子。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姚依林、國家科委主任方毅和國家計委主任宋平被約見匯報工作。而點名約見他們的是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

　　“要利用外國智力，請一些外國人來參加我們的重點建設以及各方面的建設。”

　　在這次談話中，鄧小平就如何學習借鑒國際上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問題作出了重要指示，被稱為“七·八談話”。

　　由此，中國引進國外智力工作掀開了新篇章。30年來，引智工作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

　　這30年，是引智規模不斷擴大的30年。從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每年不足萬人次到2011年來華境外專家52.9萬人次；

　　這30年，是引智領域逐步拓寬的30年。從過去側重工程技術、經濟管理工業、教育文化等領域和部門，發展到遍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各個領域；

　　這30年，是引智結構更加合理的30年。從不單追求數量到更注重高端引領，提升引智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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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智結構更加合理——

　　重點引進高端緊缺智力資源

　　“格里希效應”是引智史上傳頌的一段佳話。

　　1984年，德國專家格里希受聘為武漢柴油機廠廠長，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之后第一任“洋廠長”。上任后，“洋廠長”馬上大刀闊斧地改革，提出要打破“鐵飯碗”，實行職工工資與工齡、崗位、業績掛鉤的制度，大大調動職工積極性，提高產品質量。1986年，武柴生產的柴油機開始向東南亞七個國家批量出口，年出口量達到5000臺，當年創匯超過百萬美元。

　　格里希帶來的不僅僅是技術，同時更是一種管理制度的新方法和新思路。他撰寫的26萬字企業機構設置和勞動重組方案，對國企改革是很好的借鑒。由此產生的“格里希效應”對全面推進我國的引智工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改革開放之初，引智工作主要就國民經濟發展、工農業生產中迫切需要解決的技術和管理問題展開。

　　經過30年的逐步摸索，引智工作不斷創新、深入發展。這期間，來我國開展科研合作交流的專家非常多，各個領域都有所涉及。有帶著課題來的，也有合作搞研究的。“十一五”期間外國專家引進數量已經達到163.5萬人次，“十二五”期間，總量將達到197.4萬人次。

　　30年來，“外專人才”是最為令人矚目的引才項目。作為國家“人才”第5個平臺，“外專人才”2011年底啟動，2012年開始深入實施。“外專人才”的全稱是“人才”高層次外國專家項目，目標是圍繞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重點行業和關鍵領域的需要，利用10年左右時間，引進500至1000名高層次外國專家。目前已有129名專家入選，高端引領的導向作用明顯增強。這標志著現階段中國的引智工作進入以重大工程建設、重點基礎性研究、關鍵技術攻關和重大裝備開發為載體，以事業留人，以項目帶動引智工作的新階段。

　　“我國正處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產業轉型升級和創新型國家建設迫使引智工作更專注于高層次創新型人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國家外國專家局局長張建國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這就要求我們要進一步拓展引智的廣度和深度，不斷優化引智結構。

　　優化引智結構，重點引進外國高層次創新型人才是國家引進國外智力“十二五”規劃的主要目標之一。“十二五”期間，外國高層次創新型人才數量要由2010年6.94萬人次增加到2015年累計45.4萬人次，要占總量的23%，較“十一五”時期增長57.1%，并且在產業和地區間的分布更加合理。

　　引智方式不斷創新——

　　提升效能，實現效益最大化

　　“請進來”和“派出去”作為引智工作的兩種重要形式，雙輪驅動，有機結合，才能取得最佳效益。30年來，引智工作不斷創新方式方法，逐步建立完善協調、高效的引智體制，形成合力，實現引智效益最大化。

　　引進外國智力，不僅是智力的引進，更多的是人的引進。經過多年實踐，我國近年來引進了“人才貢獻率”這一概念。一個外國專家究竟能給中國帶來什么？怎么去衡量？如何讓外國智力發揮最大效益？

　　據介紹，“十二五”期間，引進外國專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要由2.8%提高到4.2%，引進外國專家對人才隊伍建設的貢獻率要由1.9‰提高到2.8‰。“這意味著引進一位外國專家，不僅對經濟增長有直接貢獻，同時，對人才隊伍的培養以及未來對經濟的增長貢獻則是不可估量的。”張建國說。

　　此外，外專局還積極開展與國外高等院校、科研結構、企業和專業學術團體的合作，組建外國專家智囊庫，進一步豐富國外人才資源信息庫，優化國外人才測評系統，為引智提供有效服務，提高引智效能。

　　目前，以“融全球智力，促共同發展”為主題的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已經舉辦了十一屆，是我國唯一的國家級、國際化、綜合性的人才與智力交流盛會。“我們將繼續拓寬高層次引智渠道，搭建更高層次的國際人才交流平臺。”張建國說，自1993年舉辦中美工程技術研討會已9屆，中外專家赴企業實際考察，共同研討生產技術中的問題，并提交技術創新和發展建議數百條。

　　不斷提高出國（境）培訓的質量效益，也是提高效能的另一重要舉措。出國（境）培訓，是因我國改革開放的需要而啟動，隨改革開放的深化而不斷發展變化的一項工作。出國（境）培訓的人員也從早先的比較單純的技術、管理人員發展到各領域的人員。培訓內容緊密圍繞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急需設計，目前經國家外專局資格認定具有承辦培訓團組資格的境外機構總數是293家，分布在38個國家。

　　近幾年，在控制總量的同時，進一步優化培訓結構，逐步提高中長期培訓項目和高層次培訓項目的比重，以提升出國（境）培訓質量和效益做為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做到“以我為主、為我所用、趨利避害、注重實效”。目前，每年出國（境）培訓的規模約5萬人次。

　　引智環境明顯優化——

　　法制化建設加快體制機制改革步伐

　　多年就職于波音公司的美國專家謝里一直從事飛行器降噪方面的研究。在2008年聽說中國商用飛機有限責任公司的項目后，主動和商飛聯系并加入商飛公司。噪聲不僅僅影響飛機的舒適性，還有安全性和環保性。中國商飛公司是我國實施國家大型飛機重大專項中大型客機項目的主體。謝里的加盟，無疑為商飛增添了“隱形的翅膀”。在商飛工作的幾年來，謝里帶領中國同事，有效地解決了國產大飛機的降噪問題。

　　無論是早期的“洋廠長”格里希，還是新世紀的謝里等這些為我國作出杰出貢獻的外國專家，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特殊榮譽——中國政府“友誼獎”。

　　中國政府“友誼獎”設立于1991年。截至目前，共有來自65個國家的1249名外國專家獲得中國政府“友誼獎”。這是中國政府授予來華工作外國專家最高榮譽獎項，充分表達了中國政府對引進國外智力的重視。

　　隨著我國引智環境的不斷優化，外國專家引進方式也從“以中引洋”發展到“以洋引洋”，中國對國外高端人才的吸引力日趨增強。

　　為健全外國專家來華工作服務體系，中國陸續完善相關法律并出臺多個制度與辦法。1985年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人入境出境管理法》，2004年出臺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審批管理辦法》。從2004年起，外國專家開始從中國有關部門申領中國“綠卡”。2012年底，中國政府出臺了《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和《關于海外高層次引進人才享受特定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為“洋專家們”和海外高層次人才在華居留、出入境、工作和生活提供更多便利。

　　同時，全國各地也積極優化引智環境，出臺相關政策與措施。上海針對外籍人才推出居住證B證制度，突破性解決了外籍人才醫療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的瓶頸問題。中科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提供了不少于500萬元的研發經費，用于支持專家組建科研團隊。

　　30年來，我國引智工作法制政策體系日趨健全，體制機制創新取得突破，符合國際慣例的引智模式基本建立。

　　回首30年，改革開放初期，曾出現中國留學生涌向美國潮，尋找“美國夢”。如今，隨著中國的不斷發展，更多的外國專家來中國，尋找他們的“中國夢”。“中國夢”對于中國來說，是民族復興之夢；對于世界來說，是全球各國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創新發展之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