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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界生態系統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它常常趨于一種穩定或平衡狀態，在這種狀態下，系統內部所有成分彼此相互協調。

　　社會上的人才之生產、使用、流動、配置、退出等，也可以用生態平衡的理論及實踐來加以思考與改進。筆者認為，從生態視域重新思考人才問題，對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人才工作科學化具有重要意義。

　　一般而言，越是高級人才，對環境的要求越是高，越是苛刻。試想，把一頭大鯨魚引進一條小河溝，它能生存、生活下去嗎？

　　1、人才生產不宜類別失衡

　　一個社會的正常運轉，需要各種各類的人才為之服務。這就要求人才生產系統能夠源源不斷地培養出各種各類的人才，而且各種人才的數量應該有一個大致的與社會需求適應的比例。

　　眾所周知，我國的人才生成主要依靠大中專院校，但是長期以來，這些學校在專業設置與培養數量上與社會需求嚴重脫節。如果把人才培養看作“人才生產”，把人才使用看作“人才消費”，那么就可以說，現在人才的社會“生產”與“消費”嚴重失衡。人才類型主要是靠專業設置來調節的。你的專業設置大量對準“當公務員”，對準“當科學家”，中國社會的就業結構哪有那么多的位置等著你前來就業？所以那些高高興興被招進校園“好聽專業”的學子們一畢業就成為失業者。

　　在河北邯鄲，技工脫子林擁有自己的創新工作室，成為邯鄲鋼鐵公司的技術專家；在廣東深圳，有企業以高于博士生的工資價格急聘高級技工。這實際上都是人才市場的“自我調節”行為。美國哈佛大學的一位學者說得好：“如果世界上的學校都成了哈佛，那社會就會崩潰；如果我們培養出來的學生都拿諾貝爾獎，那社會也要崩潰。”任何一個社會，在建立高水平大學吸納優秀學生的同時，起碼應該有半數以上的學生進入職業學校，從而承擔社會所需求的不同行業的工作責任，哪能個個都去當公務員、科學家呢？

　　改變這種人才生產類別失衡的狀態，需要全社會包括家長與學生在內的眾多的人達成共識，需要樹立科學的人才觀，更需要國家運用行政杠桿來加以有力的調控。在這方面，教育行政部門，媒體輿論部門，各級各類學校都是應該也能夠有所作為的。

　　2、人才引進不能生態錯位

　　隨著“人才”的實施，不少地方開始從國內外引進各類高端人才，而且取得了明顯的成效。教育是基礎，引才是捷徑，“兩條腿走路”總比“一條腿走路”好，這是正確的、必要的。

　　但是，在各地人才引進的競爭中，我們看到有的地方總想把外國、外地“重量級”人才引入當地作為追求目標。可不少地方費力引了多年，也沒有引來“重量級”人才，總感到自己的努力已經到頭了。是不是外面的人才“嫌貧愛富”？

　　其實，這是陷入了一種認識論上的誤區。生態學告訴我們，任何一種生物都有其生態位。人才也有其生態位。一般而言，越是高級人才，對環境的要求越是高，越是苛刻。講白了，就是一般環境難以滿足其生活、工作條件。試想，你把一頭大鯨魚引進一條小河溝，它能生存、生活下去嗎？回答顯然是不行的。因為小河溝不具有大鯨魚的生態位。從這樣的理解出發，任何地方引進高端人才都應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出發，從人才生活、學習、工作所必需的條件出發，看看究竟實際不實際。完全沒必要盲目攀比引進來的是不是“重量級”人才。

　　人才生態位理念告訴我們，人才不是越高級越好，而是越適用越好。人才引進，不要看別人引進什么人才，而要看當地需要什么人才。對于人才引進工作者來說，首先需要認真研究當地經濟社會的發展目標，特別是產業發展目標。研究當地未來的重點行業、支柱產業、戰略領域。如果將來重點發展的是高新技術、生產性服務業，那么你就瞄準這一類的高端人才，完全沒必要同別的地方盲目展開競爭。人才引進，歸根結底是產業形態需求決定人才類別需求。

　　如果本地企業、本地組織確實需要引進某種高端人才，而當地條件一時又不具備，怎么辦？辦法就是實行“柔性引進”。在計算機與互聯網如此發達的今天，“以網絡做平臺，以資金做紐帶”已經可以實現“天下人才天下用，天下人才為我用”。一上互聯網，天涯若比鄰。更何況對人才還可以采取“候鳥式”“攻關式”“咨詢式”等多種多樣的用人方式。這樣一來，就消除了人才生態位的障礙，實現了遠距離的互利雙贏。

　　3、人才競爭不可贏家通吃

　　自然世界，魚翔淺底，鷹擊長空，龍躍云津，虎嘯高山。不同類型的人才也各有自己不同的發展方向、競爭目標，不同的價值追求，并以不同的方式貢獻于社會。

　　為了社會的和諧與穩定，世界著名社會哲學家邁克爾·沃爾澤提出“復合平等論”，反對“贏家通吃”。他主張，要將不同的社會領域盡可能區隔開來，既允許每個領域有各自的優勝者，又要防止某個領域的優勢者跨界擴張到其他領域。在這樣一個社會，錢是有用的，但絕不是萬能的；權是有用的，也不是萬能的。把話講得明白一些，就是要“各行其道”，“百舸爭流”。這也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啟示。

　　反觀我們的社會，已經出現了嚴重有礙于社會公平競爭的混亂現象。比如，有的當官的，爭著大撈其錢；有的做學問的，爭著上行政級別；更有甚者，既要爭官、又要爭錢、還要爭著當“院士”，大有“通吃天下”之勢。我們并不否認世界上確有在多個領域都表現卓越的人，但這種人少之又少。就以英國大科學家牛頓為例，他在物理學、數學、天文學、自然哲學等方面都有杰出成就，可是自從他當了議員后，開會從不發言，估計是發不出什么言。有次開會他站了起來，人們以為他要發言，沒想到他是要求把窗戶關上。

　　在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人才觀的今天，造詣深厚的專業技術人才去擔任行政職位，我認為是最可惜可嘆的。前些年，有位在“轉基因羊”和“轉基因牛”方面做出令世界矚目業績的科學家，突然從公眾視野中消失。后來才知道，原來是當官去了。其實，正如他自己所說“做官最毀科學家”。為什么？一是做官以后，行政工作占用了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二是很容易被各種各樣的光環沖昏頭腦，忙于各種應酬，結果一事無成。這對于我們這樣一個官員并不缺少，而科學家非常短缺的國度來說，損失實在太大了。

　　要改變這種人才價值取向扭曲與競爭目標失衡的狀態，需要大力倡導科學人才觀，進一步叫響“行行出狀元”，“人人可成才”。人才只有貢獻大小之別，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當然，更為重要的是，需要從制度建設層面切實解決“競爭軌道區隔”“人才待遇調整”等實際問題。只有制度，才具有巨大的規制力量。這是需要認真抓緊的。

　　人才生態平衡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動態的過程。從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螺旋上升，是為發展。筆者撰寫此文的目的在于倡導從生態視域，對人才問題作觀察，以利于尋找解決人才問題的新思路，新的切入點。“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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