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天，北大博士畢業生論文因抄襲被《國際新聞界》雜志公開曝光的事件，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昨天，北大歷史系相關負責人表示，將立即組織有關專家進行核查，如確認抄襲，將根據學校規定進行處理。
另外截至目前，于艷茹所在的中國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及其本人都沒有做出公開回應。然而在追問進展之余，我們似乎應該關注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這個問題，我們先從《國際新聞界》主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陳力丹教授昨晚接受中國之聲采訪時的一句話說起：
陳力丹：沒有被揭發可能比揭發的還有被揭發的更多，未來的難題。
“還有更多的沒有被揭發”，陳力丹教授作為我國新聞傳播類知名核心學術期刊負責人說的這句話，說明“論文抄襲”在我國并不是一個人兩個人的問題，而是較為普遍的現象。那么一篇“除了摘要和結語，幾乎全文照抄國外論文、多個段落一字未改”的論文，為什么對登上學術期刊呢？我國對于論文抄襲是否設有“防線”？這道“防線”又為何失靈了呢？
一位和于艷茹同樣畢業于北大歷史學系的博士生告訴中國之聲，“大約從2012年起，博士研究生畢業條件取消了在歷史學核心期刊上發表2篇論文的硬性規定，改為只要發表在公開出版物上即可”。而“歷史學的論文引用主要分為兩類，一為史料，二為觀點。相對而言，于艷茹論文涉及的世界史中，引用外文更多些”。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鵬表示，目前我國期刊查驗是否抄襲的“查重”軟件，識別度有限：
陳鵬：現在基本上我國的主流的核心期刊權威期刊都是配備了這樣的查重系統的，他們都有自己查重的數據庫，問題是如果查那些原文抄襲的比較容易，如果查異意改動的就存在困難了。翻譯過來的文章現在查重仍然是有很大的門檻，觀點一致、表述方式不一致的就很難查出來。
使用不同的系統、只對比文字而非觀點、中外語言表達差異，這些使得不少涉及抄襲的論文可以“鉆空子”。也因此像《國際新聞界》這樣的核心期刊并不使用“查重軟件”，而是靠“專家的經驗”來查。
人大新聞學院副教授劉海龍：我們沒有專門的用查重的軟件，主要還是靠尋稿人的各個領域的學者，依他個人的經驗。查重說實話在國際上也沒有哪個期刊這樣來做，都是那個叫做Peer Review同行評監，這個是國際期刊大家的通用做法，因為你在雜志上一旦發表出來，其實不光是這個領域內，所有人都能看到，一般我們會認為，你應該要珍惜自己的這個能力。
由“人”來查，似乎比由“軟件”來查要靈活很多。但人的經驗畢竟有限，不可能對所有的國內外專著都爛熟于心。用陳力丹教授的話說“你要是炒了中文的，我們可以用軟件查對，但你要是抄了外文的，我們沒法查”。于是，便有了這次“于艷茹抄襲國外文獻”屬于“偶然被發現”的事實。
既然如此，似乎還是得回到另一種解決方式：軟件的完善。國外著名專著或文獻有沒有可能列入到國內的“查重軟件”或“論文數據庫”呢？這種可能，有。但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鵬認為，成本太高、且效果也不一定就很好：
陳鵬：沒有建立起國內外通行的系統的原因是成本太高了，國外的文獻太多了，想把它們全部翻譯成中文給它進行標準化的處理是很困難的。另外即便是翻譯成了中文，觀點一致表述方式不一致，仍然是存在很大問題。
考慮到成本和效果，這條路似乎也走不通了。論文抄襲，屬于個人的主觀行為，一經查實，個人將受到處罰。根據《北京大學研究生基本學術規范》，“已結束學業并離校后的研究生，如果在校期間存在嚴重違反學術規范的行為，一經查實，撤銷其當時所獲得的相關獎勵、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
但是，如果這已經是學術界的一個較普遍現象，那么通過如何防范和杜絕這種現象，則是需要“機制”才能解決的。究竟該建立一道什么樣的“防線”呢？南開大學傳播學系副教授陳鵬建議，參考國外，建立“導師終身負責制”：
陳鵬：要突出人的責任的話，這個是有可能實現的，在國外的，如果是他的導師的話，那我要負責連帶責任，終身要負責的，比如說我認可了，我推薦了，我要終身負責。目前現狀是導師對這個博士生的博士學位論文要負責任的，但是對于他中間發的各種學術的小論文，他不一定要負責任的，還是應該有一套機制來保證導師對于學生的一種責任。（來源：央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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