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令人痛心的悲劇。27日，一起中國留學生涉嫌綁架施虐同伴案在美國再次開庭。因情節惡劣，涉嫌人數眾多，案件備受各界關注。在中國大陸學生來美留學已呈浪潮之勢，且留學群體日趨低齡的背景下，獨自在美求學的華裔“降落傘孩子”群體種種缺陷與隱患，以及在極端情況下爆發出的人性之惡與校園暴力，為留學浪潮敲了一記震耳的警鐘。

法官：這讓我想起《蠅王》

負責審理案件的托馬斯·福爾斯法官稱，案情的惡劣程度讓其想起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英國文學家威廉·戈爾丁的代表作——《蠅王》。

親歷二戰浩劫的戈爾丁洞悉戰爭的殘酷與血腥，十余年教書生涯使戈爾丁也了解青少年的本性。出于警世的目的，出版于1954年的《蠅王》講述了想象的第三次世界大戰的一場核戰爭里，一群未成年人因飛機失事被困在一座荒島上，由于人性之惡的膨脹，泯滅童真，失去文明和秩序，發生了互相殘殺的悲劇。

被福爾斯法官視為“現世版《蠅王》”的這起案件，發生在就讀于美國洛杉磯的中國高中留學生間。媒體報道稱，此案性質之惡劣，手段之殘忍，涉案人數之多，所犯罪行性質之嚴重，在美國刑事案件中亦屬罕見，令人震驚。

今年3月30日，當地一所名為“牛津高中”私立學校，兩名中國女留學生遭到多名同學拳打腳踢、扒光衣服拍照、用煙頭燙傷乳頭等施虐行為。此案共牽涉12名犯罪嫌疑人。6名被捕者中，張鑫磊（音譯）、翟蕓瑤（音譯）和楊玉涵（音譯）成年。6月18日，案件在洛杉磯縣高等法院波莫納分院開審。

戈爾丁發現，如果沒有教師教育和及時制止，沒有規章制度的約束，許多孩子就會打架斗毆，做出野蠻舉動。

在這起案件中，人性之惡這個“野獸”顯然已經掙脫束縛，釀成了令福爾斯法官為之嘆息的悲劇。

教師：她們是孤獨且缺少監管的“降落傘孩子”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一些富裕的臺灣、香港家庭將孩子送到洛杉磯上學。這群年歲尚幼、離開父母獨自在異國他鄉求學的留學生被稱為“降落傘孩子”。

此案中的受害者及其指控的施虐對象就是一群離開中國、“空降”美國的“降落傘孩子”。他們遠走大洋彼岸，移居美國加州，就讀當地學校，遠離家庭父母。

有專家表示，低齡的留學生容易面臨4種困惑。一是此前通過電影等間接渠道了解到，國外的生活時尚而自由，開始留學后卻發現事實并非如此。二是出國造成了原有生活圈的隔斷，而新生活圈子，不習慣又無法融進，由此產生孤獨無助之感。三是因為缺乏溝通，對周圍事物頓生懷疑和不信任，懷疑出國的選擇，懷疑自身獨立生活與學習的能力，懷疑身邊人的真誠。四是中美教育方式的差異使不少人難以適應。在克服這些語言、文化、教育等障礙的過程中，留學生容易出現挫敗感。如這些挫敗感無法消解，留學生們的心理易變得敏感、脆弱，為小事大發脾氣，甚至產生怨恨和攻擊行為。

有一些“降落傘孩子”，在新環境中如魚得水，考上美國名校繼續深造。但也有人不能成功應對新環境的挑戰，在缺乏父母和其他家人持續關注的情況下，在負面因素的激化下，其所作所為極有可能釀成大禍。法院起訴書顯示，涉案的14名中國留學生年齡在14～20歲之間，大部分為未成年人。上述3名剛剛成年的被告，其行為嚴重觸犯了美國刑法，共受到6項綁架指控、2項折磨虐待指控和4項人身侵害指控。

安妮·斯卡拉諾是一名有著多年留學生教育經驗的美國教師。斯卡拉諾女士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一些低齡的中國留學生不積極參加各種社團活動，在變得越來越孤立的同時，其小圈子的內部問題與矛盾也增加。而有的學校疏于監管，對學生也沒有進行積極的疏導。

“我確信他們被孤獨所折磨。”楊玉涵的代理律師雷福德·方丹稱，“他們和其他中國孩子抱團，形成一個小圈子，并且沒有人監管，無人可求助。因此事情會失去控制。”

留學生：需積極努力方可與本地學生打成一片

庭審中的一個細節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在法庭傳訊時，上述3名被告都請了翻譯。張鑫磊的代理律師鄧洪表示，“他們多數在美國待了三四年，但平時還是說中文，英文交流仍存在困難，所以在法庭上需要翻譯。”

鄧洪與當事人的家長接觸后發現，幾名被告的家庭屬于典型的中產階級，“孩子的家長辛辛苦苦攢錢，在孩子十三四歲時，為了讓他們避開國內高考等激烈競爭，將他們送到美國讀高中。”

但鄧洪強調，很多家長決定把孩子送到國外時，并未仔細了解國外的生活與學習情況，對孩子能否適應新環境也缺乏準確預判。在孩子留學期間，家長的交流通常集中在學習成績上，忽視心理壓力、交友等方面的關心和指導，而這些方面卻可能是“降落傘孩子”最為需要的。

在美國弗吉尼亞州阿靈頓縣某公立高中就讀的中國留學生王君（化名）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與美國本地學生要打成一片，相較與其他外來學生交往會更困難。因為他們有可能從小一起長大，從小學、初中到高中一直在一起。要混入這個圈子要有機會，比如選修相同的課程，參加同一個活動俱樂部等。這些就需要留學生要格外積極主動。”

在美國某私立高中已學習兩年，將升入11年級的留學生李涵（化名）對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中國留學生普遍成績好，但融入卻不太好，雖有因人而異的個人因素，但華人學生不愛社交、不積極主動溝通交流是一個重要原因。“不少中國留學生不太愛和其他族群交流，只在華人小圈子里面混，一邊互相斗，一邊還繼續混，就容易出現沖突，矛盾容易積深。”

而美國高中沒有固定班級與老師，所有課程均由學生自己根據自身需要自由選擇。雖每個學生入學時會配有一個輔導員，但一般來說，除非學生有事主動咨詢，輔導員主動找學生的情況不太多。

律師：多方面因素應對留學生安全負責

本世紀初以來，中國學生來美留學已形成一股浪潮。美國國際教育研究所專門研究留學的阿特拉斯項目6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在美國高校就讀的留學生為886052人，來自中國大陸的高居榜首，占全部留學生的31%，超過排在第2至5名的印度、韓國、沙特阿拉伯及加拿大的總和。

數據還顯示，在美留學的中國大陸學生人數已連續7年呈現兩位數增長，其中高中留美學生增長則更加迅猛，從2005年的600余人增至2014年的3萬余人。緊隨這股中國年輕留學生的浪潮，美國一些私立高中紛紛增加收取中國學生的比例。美國媒體報道稱，在“牛津高中”所在的南加州地區，招收國際生的私立高中比比皆是，中國留學生占比從10%到50%以上不等，且仍在不斷增長。

涉案的“牛津高中”是一個臺灣家庭開辦的私立高中，主要面向中、韓等國家招生。該校140名學生，大多來自中國大陸。

鄧洪介紹稱，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的校園暴力現象，即“校園欺凌案”開始增多。高峰時期，每3個學生中就有一人受過同學欺凌。校園血案在促使美國社會反省槍支泛濫等問題的同時，也讓更多人開始關注校園欺凌這一復雜現象。

鄧洪表示，美國聯邦政府和各地州政府正通過加強立法，從多方面遏制校園暴力行為。一是降低欺凌行為認定標準，除動手打人、吐口水、故意推搡、拍裸照等行為外，還把言語辱罵、口頭威脅和在公眾場合故意嘲笑他人殘障、種族、性別、性取向、宗教信仰等認定為欺凌行為。二是學校對校園欺凌行為采取零容忍政策。三是加強父母管教子女的責任，如未成年學生因欺凌行為而被送到青少年法院，父母也將一并進入司法程序。四是加強對欺凌行為的刑事懲罰，如后果嚴重且施暴者有前科，即便是未成年人涉案，也可以當作成人刑事案件審理。五是嚴懲欺凌同伙，規定“共犯連帶”原則適用于欺凌案件。

鄧洪建議，父母在把未成年孩子送到國外留學前，最好事先實地考察熟悉留學當地環境，孩子留學期間應多與其溝通，不可輕易送孩子出國后就放手不管。

在6月18日的首次庭前會議中，對于綁架、折磨等重罪指控，3名被告均當庭表示不認罪。此次庭前會議，3名被告均到場，但應翟蕓瑤的律師伊凡·弗里德（Evan Freed）以“醫生仍未完成精神檢查”為由的請求，法官同意將案件初審時間再推遲至9月9日。分析稱，如以上罪名成立，被告最高可判終身監禁。（原標題：“現世蠅王”敲響低齡留美浪潮的警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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