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科研論文的質量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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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圍繞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數字，對于這樣的考核方法，有專家稱之為“數數”。論文數量和引用率都是數字指標，但并不應該被當作評價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寶。真正能衡量研究含金量的是同行評議。

■本報記者 韓琨

又到了高校教師、科研工作者們盤點和總結一年工作的時候了。其中，論文對于每一位需要參加考核的老師來說都十分重要。事實上，除了老師們對自己的總結，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也在對上一年度我國科研工作者所發表的論文進行統計和分析。

上月底，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以下簡稱“中信所”）公布了最新的中國科技論文統計結果。2014年我國發表的《科學引文索引》（SCI）論文數量排世界第2位，10年來發表論文的被引用次數排世界第4位。

然而，近年來，在我國科技論文整體質量有所提高的同時，媒體卻向公眾指出了另一個值得人注意的現象。那就是，高校論文整體低于科研機構的論文質量。這是怎么一回事，又是為什么呢？

科研機構是“國家隊”

有媒體按照中信所的統計結果進行對比，得出結論：“中國高校SCI論文的整體質量要比中國科研機構的整體質量低一些。”這一分析主要集中于論文發表單位在“表現不俗論文”這一方面的表現。

中信所對“表現不俗論文”這一概念的解釋是：若在每個學科領域，按論文被引用次數的世界均值畫一條線，高于均線的就是表現不俗論文。

排在前30名的我國科研機構中，有21家機構的表現不俗論文已占所發論文總數的一半以上，就是一多半的論文被引次數達到世界均值；而同樣按發表表現不俗論文的數量排隊，排在前30名的我國高校中，竟沒有一所高校發表的表現不俗論文能達到其論文總數的一半。

對于這樣的對比結果，南京林業大學化學工程學院教授林中祥向《中國科學報》記者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

他給出的理由也十分易于理解：在劃定了前30名這一比較范圍之后，能排進前30名的科研機構幾乎都是“國”字頭系統的專門科研機構，發展的學科也比較集中，反觀高校，即使是我國一流大學，往往學科眾多。

“大學里不同學科的基礎不同，排名也參差不齊，不可能一所大學每一個學科產出的論文都是高水平的。”林中祥說，這樣一來，競爭力不強的學科難免會在數字統計中“拉后腿”。

“另外，就是課題和經費的對比，科研院所在這一方面也比絕大部分高校有優勢，實驗條件較好也是研究出成果的保障之一。”他補充道。

“都是我們在寫”

“發表的論文基本上都是我們在寫，第一作者署導師的名字。這種情況大家都心知肚明，老師們也不避諱承認這一點。”上海某“985工程”高校博士生小古告訴記者，而這種情況是不分高校還是科研機構的，“都一樣”。

小古說，他的導師不僅是實驗室的一把手，還有本科生、研究生到博士生的教學任務，平日里又有許多學術會議需要參加，“想一想也知道他不可能有足夠的精力完完整整地寫篇論文”。

“畢竟科研機構的老師們也有自己的學生，只是體量方面無法和高校相比。”他說，換言之，上述被統計的SCI論文中，有一大半來自于碩士生、博士生之手，這些在讀的學生才是中國科技論文的主要寫作者。

不過，小古立即向記者補充，這樣的情況絕非我國特有，“我有同學在國外大學的實驗室讀博，情況也是如此。很簡單，老師們尤其是‘大牛’導師實在很忙，他們沒時間一篇一篇地寫”。

導師們有科研任務，要計“工分”，學生們同樣也有必須完成的“工分”，這事關他們的畢業大事，也直接影響著日后找工作的情況。

因此，身為學生的“小古”們也愿意借助自己導師的影響力投稿。他說：“既要寫，還得能發出來，畢業前至少發表兩篇論文，其中1篇還得是SCI論文。這是我從讀博一開始就無時無刻不在念叨的‘頭等大事’。”從這個角度出發，做學生的認為，導師愿意給我們一些課題、項目去做，是一件好事。

數量說完了，那么發表的這些論文的質量呢？

小古說，基本上論文質量還是要靠導師把關，而這就因人而異了。“主要與導師性格有關，有的導師要求高，學生就多改幾遍，有的導師事情多，要求就松一點。”

應該說，小古所說的這些剛好佐證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從事博士后研究的王孟昌的觀點。

王孟昌對《中國科學報》記者總結道：“高校的科研主力軍是研究生和青年教師，論文的主要作者有博士學位的比例可能比科研院所要低，也就是說高校中絕大部分成果由最初級的科研工作者（‘科研學徒’）完成，而科研院所大部分由中高級的科研工作者完成，質量上應該會有不同。”

數量、引用率的局限性

在量化考核論文的重壓下，“造”論文是許多人的應對之策。

關于制造論文，中國科學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員秦四清有自己的觀察和思考。他表示：發表論文本應當是自然而然、水到渠成的事情。

“學者們在研究中有了新進展，有了較為滿意的階段性成果，自然而然要發論文，其一是為了學術交流的需要，讓同行們知道自己干什么；其二是為了知識傳承，推動科技進步。”

然而，現在的情況卻讓秦四清很痛心。“但目前我國學界幾乎整體‘淪陷’了，為了職稱、基金、獎勵與榮譽等，拼命地批量制造山寨、灌水論文。”他說。于是，有人做課題做得極其細碎，有人來回做的內容都是“換湯不換藥”，還有一些是純屬為了好發表而寫的跟風之作。

關于引用率，小古表示導師和學校對此并未作要求。“很多高引用文章只是說明做那個方向的研究者特別多，并不能完全代表研究水平。” 換言之，仔細研究之下，盡管被引用率是衡量科研文獻被其他研究者認可的標志，但并不全面。本文開頭提到報道中對比所作的結論的參考價值似乎并不大。

“一篇文章的被引用率很高，并不意味它的含金量就高，也許只是一段時間范圍內的熱點，有的研究課題偏冷門，即使價值很高，也未必能廣泛被引。”林中祥補充道。

王孟昌也表示新加坡這邊的科研評估也會看被引用率的高低，但他認為：“用引用率來評價質量是片面的，引用率高，只能證明從事相關研究的人員數量巨大，并不能直接反映研究成果的質量。”

論文數量可以靠“湊”和“制造”，引用率的參考價值也有一定的限制，那么，究竟怎樣的指標才能真實地反映科研質量呢？

行政化的數字指揮棒

“真正能衡量研究的含金量的，應該是同行評議。”林中祥說。

一直以來，圍繞科研工作者的考核就是一個又一個的數字，對于這樣的考核方法，林中祥稱之為“數數”。在他看來，論文數量和引用率都只是數字指標，具有一定的意義，但并不應該被當作評價科研成果的不二法寶。

他說：“其實，看一個人的研究成果怎么樣，并不是看他發表了多少篇論文或者被多少人引用，而是從事相關研究的同行聚在一起，大家互相交換意見，基本上就能夠知道水平高低。聊一下，就大概都明白了。”

在林中祥看來，科研成果還可以通過與業界的對接體現。但是，很多與企業合作的課題由于各種原因不能發表文章，有迫切發文章需求的教師就較少去作技術開發方面的研究。

“在新加坡，評價科研成果會考慮研究的影響力，比如企業向學校購買／租用研究所形成的知識產權的數量。”王孟昌說，至于論文數量，“比重不太大”。

在采訪中，幾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對記者表示，說來說去，還是科研評價體系的問題，而這其中，管理者們必須擺正統計的意義，而非盲目地迷信數字。只是問題在于，當管理者是外行時，數字對于他們就是最直觀和可信的。

“這些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了，老師們必須跟著‘指揮棒’走。如果大學可以去行政化，教授治校的話，相信會好很多。”林中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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