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競爭實質是人才競爭，創新驅動實質上是人才驅動。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深入實施人才優先發展戰略，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優勢，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建設人才強國。

日前，《統籌推進世界一流大學和一流學科建設總體方案》正式印發，對培養一流的拔尖創新人才提出了具體目標和要求。從今天開始，我們推出系列報道——破解“高精尖缺”培養難題，希望真正抓住一流人才培養的“牛鼻子”，探索中國培養“高精尖缺”人才的路徑。

——編 者

不久前，屠呦呦獲得諾貝爾獎的消息振奮人心。一方面，人們為中國科學家在久未取得突破的基礎科學領域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而興奮，另一方面，也在為我們本土培養出世界級優秀人才而點贊。

長久以來，由于我國本土培養的人才在基礎科學領域鮮有重大突破，使得不少人對我國本土培養“金字塔”尖上的一流人才持悲觀態度。楊振寧就曾主張，高端人才，尤其是“高精尖缺”人才的培養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還有學者甚至認為，未來幾十年，中國會出現頂級人才的空缺，而其中，將有相當一部分會被留學歸國人才填補。

如何在“海外引進”的同時加強“本土培養”，培養我國創新發展急需的緊缺人才，是當前我國建設人才強國必須面對的重要課題。

中國在國際組織中供職人數太少，與國家地位不相稱

“目前，通曉多種語言、具有深厚專業知識、具備寬闊國際視野、通曉國際事務規則的人才儲備十分不足，直接導致了我們國家在國際組織中供職的人數太少，級別較低，無法代表國家發出更有力的聲音。我今年已經70歲，明年將退休，需要有合適的人選來繼續代表中國擔任這一職務，在處理WTO成員國的爭議中繼續展示中國水平與中國形象。”

日前，在“多邊貿易體制、爭議解決與發展中國家”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立20周年國際研討會上，WTO上訴機構現任大法官、中國內地首位在WTO擔任這一重要職務的張月嬌不無憂慮地說。

從張月嬌的個人履歷中，我們能夠看出一個國家急需的國際性復合人才的必備條件：國家的強盛，曾留學法國、英國，通曉英、法兩種外語，MBA和法學博士的學歷背景，再加上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條約法律司、亞洲開發銀行、西非開發銀行的經歷……而這樣的素質與能力，對于人才的培養，顯然提出了相當高的要求。

當前，國際復合型的高層次專門人才十分匱乏，“能夠為中國企業在越來越多的國際訴訟中保護權益的最高水平的法律人才十分稀缺，”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王振民也強調，“當下，國際訴訟與仲裁越來越多，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明顯不夠，與國家的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嚴重不相稱。”

法律領域如此，直接攸關大國間經濟博弈的金融領域也是這樣。“縱觀我國金融業發展，每一步開拓創新都需要從國外引進高端人才，本土金融人才因為缺乏創新能力只能居于二線。私人銀行、信用卡、量化模型設計……這些金融領域的新業務在起步時都要依靠境外的金融機構和從業者來引導。我們的金融人才只能駕馭傳統業務，對于創新性業務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央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田勇分析。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曉求也認為，“和國際金融人才相比，我國金融人才的國際交往能力較差，對金融市場的內在規律、特性和對風險的把控較弱，為客戶提供多樣化產品的創新能力較差。”

與此同時，參與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的中國人很少，能夠代表中國在國際金融舞臺上發聲的人更是寥寥無幾。吳曉求說：“高端人才儲備不足使得我國向國際金融機構推薦行長、首席經濟師等人才時十分費力。即使派送到國際金融組織的人員，其影響力也很低。”記者了解到，現在國內金融機構要到海外設分機構，能夠通曉國際法規和市場運行規則的人不多，能夠對上市公司進行定價并引薦海外投資者的人也很少。

“不僅中國金融的海外拓展對人才培養有迫切需求，國內金融業的快速發展也急需高端人才。隨著現代金融行業的興起，各類金融產品和工具迅速衍生出來。大到國家小到個人都需要具備現代金融知識的高層次人才提供支持。而目前能夠對現代金融市場進行管理，對金融工具、金融產品進行設計的高端人才鳳毛麟角。中國從國際秩序遵守者到制定者的角色轉變過程中，培養能夠與國際接軌的高端人才變得十分重要。具體在金融領域，一流人才的匱乏將成為我國建設國際金融中心最主要的制約因素之一。”吳曉求不無憂慮地說。

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國所占的比例太低

這是一串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據《財富》雜志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適合全球化要求”的年輕工程師只有16萬人，不到美國的1/3。中國國際化工程師占全國工程師比例不到8%，而印度為25%。中國工程技術人才人均所創造的產值僅有美國的1/16、德國的1/13。中國每萬名勞動力中研發人員僅為24.8人……

瑞士洛桑也曾發布《世界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合格工程師”的數量和整體質量在參與排名的55個主要國家中位列第四十八位。

這樣的數字，如一塊巨石，壓在人們的心底。

當前，我國科技人力資源總量均居世界前列，但高精尖人才嚴重匱乏。有統計資料表明，在158個國際一級科學組織及1566個主要二級組織中，參與領導層的我國科學家僅占總數的2.26％，其中在一級科學組織擔任主席的僅占0.4％、在二級組織擔任主席的僅占1.1％。從國際影響力來看，權威機構評選300多位對科學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中，我國入選的科學家不到10位。從國際性權威科學院外國會員人數的國別排序來看，我國處于第十八位，低于主要發達國家。

不久前，記者采訪因“人才”回國的中青年科學家，幾乎所有人都表達了這樣的共識：回國，重要的驅動力是為了幫助國家培養出更多最頂尖的創新人才，尤其是能夠在基礎科學領域取得重大突破、推動全人類進步、彰顯中國大國形象的“金字塔”尖上的人才。

許多學者認為，“近些年來，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我國所占的比例一直很低，與國家地位與歷史嚴重不相稱。這暴露出我們在科學技術發展上同一些發達國家之間的距離較大和拔尖創新人才數量的不足。這嚴重制約著中國經濟和科技的國際競爭力，影響國家長遠發展。”

找準高精尖缺人才匱乏的“痛點”和“難點”

其實對于“高精尖缺”人才培養的瓶頸與癥結，我們早在30多年前已經有所認識和反省，一些大學也開展了一流人才培養的改革與實驗，但效果卻不令人滿意。

1984年浙江大學率先創辦以培養工科拔尖創新人才為目標的教改試點班——混合班；進入21世紀后，我國政府把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擺在了國家發展的戰略高度，教育部等有關部門鼓勵、引導和規范大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工作。如2009年，教育部、中組部、財政部聯合啟動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在學生遴選、教師配備、培養模式等7方面進行改革；2011年，國家教育體制改革領導小組啟動“設立試點學院，開展創新人才培養試驗”工作，大學探索拔尖創新人才培養進入全面探索和實踐時期……

有學者分析，應該說，這幾種嘗試與探索對喚醒整個社會的人才意識，為國家迅速培養一批基礎科學人才起到了積極作用，也為我國大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的研究與實踐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但遺憾的是，我們在創新人才培養過程中依然遇到一些困惑，比如，從冒尖的程度上看，“平而不尖”的狀況在相當程度上仍然存在，獨占鰲頭者為數寥寥，尤其在科學研究領域成為領軍人物的并不多。所培養出的人才距離學術大師、興業英才、治國棟梁的期望仍有較大差距。

探究原因，如何讓一流人才的“苗子”真正“冒”出來是“痛點”所在，同時，批判性思維的不足，“志趣”的缺乏，為短期功利目的而學，缺乏遠大的專業理想和持之以恒的學術動力也是困擾人才培養的難題。此外，國際視野不夠、知識結構相對單一、動手實踐能力不足、對國際規則不熟悉等也都是困擾拔尖創新人才與領袖型人才成長的“難點”和“痛點”。

“一流人才培養是一個龐大而又復雜的系統工程，涉及培養理念、課程設計、教學管理、成長環境、發展平臺、考核評價、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問題，最重要的是，需要國家的頂層設計，要推動人才結構戰略性調整，突出‘高精尖缺’導向，更大力度培養經濟社會發展急需緊缺的人才。”一位曾長期擔任大學黨委書記的部委領導指出。“人才培養需要一個較長的周期，不能等到人才匱乏已經成為明顯短板時才后起追趕，而應未雨綢繆、提前籌劃。”浙江大學相關負責人分析。

能夠引領國際科學發展趨勢的戰略科學家，有望推動我國關鍵核心技術實現重大突破的科技領軍人才，具有國際化管理創新和跨文化經營能力的企業家人才，戰略規劃、風險評估、資本運作、國際投資等領域的高層次專門人才，通曉國際經濟運行規則、熟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政策法律制度的復合型人才……如何讓他們真正“冒”出來？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繼續探討。（原標題：金字塔尖上的人才為何難冒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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