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春華，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招生辦公室主任，對于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對于中國教育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有深入的思考。本文系其觀察與思考，發表于《光明日報》。

　　一個看起來是悖論的現象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礎扎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別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尋常，在國際大賽中屢屢摘取桂冠，將歐美發達國家的學生遠遠甩在后面；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特別是至今沒有本土科學家獲得諾貝爾科學獎的事實令人沮喪，難怪錢學森先生臨終之前會發出最后的考問：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與此類似的另外一個看起來也是悖論的現象是，一方面，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強，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在各種測試中的成績常常低于平均值；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一個水平很低的基礎教育卻支撐了一個水平最高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也許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吊詭的現象之一。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然而，今天越來越多的我們——無論是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已經漸漸忘記了教育的目的。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里，我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們為什么要奔跑？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謀生；學生上學在義務教育階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業的總經理，等等。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系。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授，主要是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領悟的。所以，在美國課堂里——無論是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教師通常只在最后提綱挈領地把知識點做一總結而已。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么東西。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出結論的技巧和知識。雖然他們學習的內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身難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一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生通過不斷地復習背誦，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這種教學方式對于傳統的人文經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對于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其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礎知識普遍比較扎實，但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機會。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國關于“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鍵在于如何把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教育的全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制約和影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教育的過程正在逐步被異化為應付考試訓練的過程。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段發展。由于“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比拼心理，對兒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教育提供給人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平和。反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政府也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下決心通過大學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來逐步扭轉這一局面。然而，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公眾對于教育公平的簡單理解和憂慮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都進一步強化了教育過程中對“選拔進程的負責度與選擇結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進而加大了改革所面臨的阻力并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此外，正如儲蓄不能直接轉化為投資一樣，學生所具有的扎實的基礎知識如何轉化為提供創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撐，也是中國教育界所面臨的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對于美國而言，“誘導性接生教育”固然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創造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另一方面的問題，即容易忽視對于基礎知識的系統傳授和扎實訓練，由此導致美國學生普遍在數學和其他基礎學科領域表現不佳。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教育界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并且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加以改善。比如，眾所周知的AP課程（大學先修課程）就是為了提高美國高中課程的嚴謹性而創造出來的新體系；再比如，由于學生的基礎知識不夠扎實已經影響到大學教學活動的正常開展，迫使許多頂尖大學不得不提供短期強化課程對新生進行“補課”；還比如，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大力推廣的STEM（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MATH，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課程體系，更是在國家層面上力求強化美國學生的理工科基礎的重要舉措，等等。面對中國等其他國家的挑戰，許多美國教育界的領導者憂心忡忡，呼吁美國應當建立一個更嚴格的教育體系來培養更多的熟練勞動者以增強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于是，一個有趣的現象出現了：當中國正在大規模從蘇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教育模式轉向美國教育模式的時候，美國教育界卻似乎在通過統一課程標準等方式從相反的方向向中國式教育靠攏。

　　從根本上說，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努力需要對教育的更大投入，更有自信，也更有耐心。教育固然應當為社會經濟服務，但更重要的，教育要改善人心，實現教化。也許，最終判定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否有效的標準，并不在于建立了多少學校，蓋了多少大樓和教室，入學率以及工程師的數量等等看得見的數據，甚至不在于培養出了多少國際學術界的領軍人物，而是在于，通過教育，這個國家的人民是不是變得更加文明、更加從容、更加友善，更加有道德等等看不見的感覺。無論對于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這才是更富于價值，更為根本因而也更為有效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