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旦大學前任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 東方IC 資料
過去的兩年，對于復旦大學前任校長、中科院院士楊玉良教授來說，生活似乎有了很大的變化。
曾經，他是追著未來向前“跑”的材料科學家；但是在過去兩年中，他卻常常“回溯”歷史——他的大量時間都耗在古籍上，致力于為中華古籍保護和修復尋找科學的方法。
要找到楊玉良在復旦大學光華樓的辦公室并不難。熟悉他的人說，只要找那個樟木香味最濃的樓層，一定就能夠找到他。
已經成立兩年的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現在已經聚集了一批各個學科的學者，化學、材料科學、生物學、古文字學、博物館學等——在古籍保護和修復的歷史上，幾乎從來沒有過那么多學科的學者共同參與。
“我國現存5000萬本古籍，其中有1500萬本等待修復，全國有100位古籍修復人才，但是古籍修復和文化傳承需要的，不僅僅是修復的手藝人，或者是古文字研究的學者。”
楊玉良說：“現在到了我花點時間做點有用又有趣的事了。”
“紙壽千年，絹八百”，意味著一串未破解的科學問題
在擔任復旦大學校長期間，楊玉良可說是“明星校長”，曾經被評為最具魅力的大學校長，也是頗具爭議的校長。他的每一次公開講話，都會引起公眾關注。
楊玉良談得最多的，就是復旦的精神。在他卸任時，就有不少媒體猜測他會如何評價自己的校長5年任期。
楊玉良對文匯報記者說，他至今最遺憾的，是“我在擔任校長期間，沒有能夠重塑復旦精神。很多時候，很多事情只能停留在‘說’上，而沒有設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身為科學家的楊玉良在擔任校長期間，很關注學校的文科發展。他說：“科學求真，藝術求美，人文求善，像復旦大學這樣的學校，人文社科和科學都是缺一不可。而且文科一定要有更寬松的發展環境，因為文科和自然科學不同，自然科學往往可以有大致的規劃，或者是發展的方向，但是人文學科并沒有辦法提前規劃。”
在接觸古籍保護前，楊玉良一度認為，網絡如此發達的今天，連圖書館都沒有必要存在。關注古籍修復和保護，源于他和國家圖書館副館長張志清的一次偶然相遇。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著名的古籍修復專家張志清，談到他們在修復古籍的過程中，使用的膠水和修復紙張不過關，導致了修復后對古籍的二次損害——很難想象，很多珍貴的善本，是毀在本該使它們壽命更長的修復材料上。
這樣的問題在楊玉良眼中都具體成了材料問題，或者說是化學問題。
“膠水可以想辦法用高分子粘合材料，紙張不行肯定是現代的機器紙中含有了過多的化學添加劑，導致紙張壽命的縮短，或者是制漿工藝不行，損壞了纖維，最終導致機械力學性能的大幅降低。”他很快利用他的老本行投入到這類問題的解決之中。
但是，看似普通的紙張難題，卻沒有那么容易解決。
北宋的《禮部韻略》。
2013年他在江西看到了剛剛出土的宋代《禮部韻略》——在拍賣市場上價格拍到2990萬元，一套書共5本，連函套都在。
“我自己30年前買的現代影印本的書，已經嚴重泛黃、發脆，甚至拿起來一翻就會掉頁，但神奇的是，這套將近千年的書，在潮濕的古墓里保存至今，但是翻看卻仍然清晰。”楊玉良吃驚于古紙的耐久。
中國有句古話：“紙壽千年，絹八百”。當真的看到千年前的文字在眼前時，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和科學家的心情雖然同樣激動，但興奮點并不完全一樣。
楊玉良說，他驚嘆于古代紙張技術的恒久。更何況，這套《禮部韻略》還是當時“普及”的“新華字典”，即當時的書生為了參加科舉考試，用它來“對標”當時的方言與“普通話”的，還比不上更高級的皇宮用紙。
“最為人熟知的皇宮用紙，是浙江開化的開化紙，也是明朝《永樂大典》的用紙。”現在的楊玉良說起各種紙張如數家珍。
古書中形容開化紙用的詞是“溫潤如玉”，而根據歷史可考的資料顯示，開化過去是納紙抵稅的。可惜的是，開化紙的工藝現在已經失傳，更重要的是，現在連可供科學分析的樣品都難以找到。
北宋的《禮部韻略》。
楊玉良從江西得到了一團出土的宋代“普通紙”，帶回復旦大學的實驗室，分析紙張的成分。令人驚訝的是，泡到水中之后，這張千年的紙幾乎恢復了原樣，而且保持了原有的韌性。
他立刻利用他材料科學家的才能，仔細分析這張紙的纖維，發現這是楮樹皮制成的。
失傳的中國傳統造紙術，能否在當代學者手上復活
“中華民族是用典籍來記錄歷史的民族。中國書籍史專家錢存訓先生統計過，我國十五世紀以前創造的書籍數，超過世界上所有國家創造書籍的總和。但是直到2007年，國家才開始做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楊玉良在各種學術交流中發現，我國唐朝的古文獻保存到現在，仍然很多都是完好的，但是民國時期保存在南京博物館和國家圖書館的文獻，卻都已經碎成小片了。
“在六七十年代時，曾經有一批學者修復過一批文獻，但是因為修復的紙張等材料不好，因此情況反而更糟糕了。”在他看來，“這都是因為沒有科學的加入。”
清代的開化紙，至今都不發黃。
回看歷史，楊玉良發現，早在1898年，梵蒂岡圖書館館長就首次提出要使古籍修復操作更科學和更可控，一定要有科學加入。
而在1938年，意大利學者就提出了書籍病理學概念，并且建立了第一個跨學科機構——意大利紙張病理研究所。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各國依托教育培訓單位建立起多學科協作研究機構，如法國國家文化遺產學院、埃及開羅大學古物保護中心、德國漢堡大學寫本文化研究中心等。
“毫無疑問，我國在這方面的科學介入程度最低，也最落后。”楊玉良說。
在任校長時，他就開始支持與推動“復旦大學古籍保護研究院”的籌建，卸任校長，恰逢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正式成立，缺人、缺資源，而他成了擔任院長的最好人選。上任后，他就為研究院募集到了第一筆500萬元人民幣啟動資金。
自從2007年國家開始做中華古籍保護計劃后，恢復我國古代的造紙技術，再造善本，并且通過傳統造紙技術修復古籍，就成了一項重要的工程。
所謂恢復，就是要造出外觀和手感與傳統紙相似的紙，更重要的是預期壽命要和傳統紙一樣，甚至更長。
“我的擅長，就是整合各個學科為古籍保護開展基礎研究。”楊玉良說。
以纖維素等如何降解為例，哪些工藝手段會讓它縮短壽命？
再比如，安徽績溪的傳統宣紙是用青檀樹皮和沙稻草制造的，但是，那些源自古代的沙稻，現在的種植地區已經極度萎縮，是否可以找到更為合適的替代品？
等等。
安徽績溪的宣紙。
古籍修復用紙技術，在發達國家已有一定的技術基礎，現代西方國家所藏的中國古籍，修復都是用日本的修復紙，連梵蒂岡圖書館用的，也是日本用傳統工藝生產的修復用紙。
“這種紙1平方米不到2克的重量，薄如蟬翼，但壽命極長。例如，韓國的傳統工藝生成的修復用紙，預期壽命可達4500年左右。然而，現代質量最好的機器紙，即印鈔紙，壽命也只有300~400年左右。”
楊玉良告訴記者：“這連人家紙張測定壽命的誤差年限都不到。”也就是說，如果測試最好的現代機器紙張的壽命，它只是落在傳統紙的誤差范圍內，“因為一般的測試誤差就在千年左右。”
這些看似很細枝末節的技術中，有著深刻的歷史背景。
歷史上，日本和韓國的造紙技術均是從中國流傳過去的，中國的傳統技術造的紙，可以具有很長的壽命。
可惜的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的機器紙出現并傳入中國后，中國傳統造紙作坊就萎縮了。而中國的文獻資料，并沒有造紙技術方面的詳細記錄。
“造紙牽涉到很多細節，現代人用傳統方法造紙，大多只重視其外觀和一般書寫性能，但對紙張的預期壽命，從未給予足夠的重視。”楊玉良說。
造紙也同樣如此，需要一些慢而無用的智慧。很多人在造紙時為了節約時間，加入了很多化學品，包括暴曬、漂白等，都使得紙張的壽命變得越來越短。
而且，造紙的纖維在紙中必須相互纏結在一起，因為隨著時間的遷移，紙張中的纖維終究會因降解而變短。
天然的長纖維因為互相纏結，能使紙張的機械性能保持更長的時間，但是現代造紙技術中，馬達的強烈攪拌使得纖維變短，造成紙后，在新的時候固然光滑平整，卻耐不住時光的考驗，用楊玉良的話來說：“缺少機械力學性能。”
當前，中國古籍修復用紙的壽命，都是不確切的，因此學界必須對古籍修復用紙的預期壽命，以及各種理化和耐微生物性能，開展深入細致的基礎科學研究，這樣才能提高我國珍貴文獻用紙和修復用紙的質量。
“我的任務就是從科學的角度，找出這些什么是什么。”楊玉良說，基礎研究弄清了，才能發展新技術。
傳統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
談及古籍保護，楊玉良不無感慨。最讓他遺憾的是，現在做這件事情的年輕人太少。
“古籍保護和修復是太小眾的事情。雖然重要，但是對于年輕人來說，要在這個領域獲得職稱的晉升真的很難，確實會耽誤他們的學術前途。”楊玉良告訴記者，每年報考復旦高分子專業的研究生不少，但是去年掛在古籍修復與保護研究院的兩個研究生招生名額，卻沒有人報考。“古籍保護和修復是和時間賽跑。”
楊玉良的團隊里，幾乎都是已經有一定年資的教授們。對這些50歲左右、有了一定學術地位的教授們來說，職稱晉升或者各種基金，也許已經并不能完全左右他們的選擇了，因此他們才會愿意投入到古籍保護和修復工作中來。
“從內心深處，我非常討厭現在的這種評價指標體系。”楊玉良在擔任校長時就多次批評當下的學術評價體系，并且用學術代表作制度取代了文科教師們數論文評職稱的制度。
“不管是人文社科學科還是理工科的發展，評價指標一定要變。文章是結果，絕對不是目標，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包括我們的工科也是如此，否則我們的工科只能培養碼農，這不是復旦大學應該做的。”
回憶自己在校長任上的5年，楊玉良說自己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順了醫學院的管理體制，解決了醫學院管理上的巴爾干化。
在他的積極推動下，復旦大學調整了校內的收入系統——過去，同樣的處長同樣的年資，不同部處的處級干部，收入要差好幾倍。調整后拉平了機關干部的收入，提高了年輕教師的收入，“我希望年輕人在最需要錢的時候，能夠有足夠的收入，有基本體面的生活。”
楊玉良的另一個心愿，是讓文科要走向國際，“中國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這是中華文明軟實力的體現”。在校長的任上，他率先在美國和歐洲設立“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
”我現在做的，也是希望能夠為中華文化的傳承提供一點支持。”而他最大的遺憾，是在他的任上，沒能完成在海外設立“中國古典研究中心”的設想。
現在的楊玉良還在科普上花費了大量的時間，在他看來，科學普及包括科學知識、科學精神和科學的研究方法的普及。
“人文求善，科學求真，藝術求美。不求真導致大家不講理，科學家講究的是——當沒有足夠的事實，嚴密的論證，一般不輕易接受。科學的思維方式要有邏輯，好壞都要有論證的科學方法和原理。
而科學家若沒有人文情懷，則會變成粗野的人，這也是為什么我一直強調學生要有正確的思維方法、科學精神，可以邏輯嚴密地討論問題。養成習慣，這樣才可能有合適的講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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