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是擁有強大的且眾多的高科技人才，而對待科技人才豐厚待遇也成了重大獲利點。

   而中國在改革開放期間因為貧窮，流失了一大批科學家，這才使得國家的科研能力目前與美國還有著較大的差距。

   施一公，1967年5月5日出生于河南省鄭州，1989年畢業于清華大學，1995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中國科學院院士、結構生物學家、清華大學教授。

   2008年，美國著名的馬里蘭州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向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美藉華人施一公頒發了1000萬美元的科研資助。當時，從事細胞研究的施一公，在癌癥治療的研究上開展了一條新的研究路線。他的實驗室占據了整個大樓的一整層，并獲得每年二百萬美元的研究經費。

   但讓美國人震驚的是，加入美國國藉、在美國居住18年之久的施一公，宣布放棄在美國擁有的一切，返回中國繼續進行科學研究。他回絕了千萬美元的研究經費，辭去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職務，轉而回國任職北京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現在，他已成為了清華大學副校長。

   施一公曾說：“中國的科技和教育體制、中國大學的科研和教學，都與美國一流大學有相當的差距，中國正在為此而努力。我會發自內心地為清華、為中國科技和教育體制的進一步發展付出更多。”

   施一公回國之初，他給普林斯頓大學校長的信中寫道：“我回到清華，對普林斯頓大學的貢獻會比身在普林斯頓大得多。我希望將來能進行更多的學生交流活動，使普林斯頓、耶魯、哈佛等這些名校的本科生有機會到清華來、到中國來，因為這三所大學的學生很多都是美國未來的領導者，我希望美國這些優秀的人才在年輕的時候能在中國待上一段時間，真正了解中國。”

    甚至施一公希望自己能在清華為本科生開設一門思想政治課，用他在國外曲折而真實的經歷，激發同學們的愛國主義情感。

   近年，許多像施一公同樣著名的海外華人科學家開始回流中國。他們的回流帶著一個艱巨的任務：重組中國的科研文化，改變用人為親和碌碌無為的現象，這些都是追求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礙。

   這些也跟國家近年來不斷的加強學術的地位有關，勢必用充裕的財政資源來填充科研所需要的條件。更和這些擁有中國夢，而毅然放棄國外優異的條件，只為偉大的祖國復興而行動的科學家們有關。正是他們肩負起了中國科技發展的使命！在2012年中國軍工科技迅猛發展的程度令五角大樓感到無比震撼，這正是他們赫赫的軍功章。而近年來，更是大大的跟西方縮小了差距，位于科技強國前列！要知道，從貧窮大國到如今傲人的成績真的不容易，也值得我們驕傲！

   美國之所以如此強大，靠的是領先的科技技術。美國優越的科技氛圍、條件、以及對科學家地位的尊重、這些是大量國外科學家涌入美國的先決條件。而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科技上真正漸漸拉小這些差距，真是有了像施一公這樣的人才，不惜放棄自我的無限前途和個人夢想，而只為在世界的任何舞臺都看到五星紅旗在飄揚！這些默默付出心血的科技人才，像屠呦呦、李四光、周培源、施一公、等等，相對于明星藝人，這些人更值得獲得認同的地位和掌聲！

   我們為這些因為中國夢而放棄優越條件的科學家一個由衷的鞠躬！

施一公演講：不應該鼓勵科學家創業

   如今我們的GDP已經全球第二，但是看技術革新和基礎研究的創新能力，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排在20名開外。我不知道在座的哪一位可以心安理得的面對這個數字。我們有14億人口，我們號稱我們勤勞勇敢智慧，我們號稱重視教育、重視科技、重視人才。我們改革開放三十多年，還可以找各種各樣的理由，我們還是剛剛起步，文革剛剛結束三十多年，但無論怎么樣，我希望大家能有這樣的意識，就是我們的科技實力、創新能力、科技質量在世界上排在20名開外。

   有的人或許會懷疑，認為我說的不對，會說我們都上天攬月、下海捉鱉了，怎么可能創新不夠，我們都高鐵遍布祖國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實力排在20名開外。我想說的是，你看到的指標和現象，這是經濟實力決定的，不是科技實力決定的。我們占的是什么優勢，我們占的是經濟體量的優勢。請大家別忘了1900年我們簽訂《辛丑條約》賠款九億八千萬白銀的時候，中國的GDP也是世界第一，但大不代表強，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沉重的現實。

   我在海外的時候，只要有人說我的祖國的壞話，我會拼命去爭論，因為我覺得我很愛國。我四月份在瑞典皇家科學院年會上領獎，在晚宴的時候，跟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談到中國的科技發展，他很不屑一顧，我覺得很委屈、很憤懣，但是我輕描淡寫的說了一句：不管怎么說，我們國家登月已經實現了，你們在哪兒？但他回敬了一句，讓我說不出話。他說：施教授，如果我們有你們中國的經濟體量，我們能把五百個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來。

   在國內，我覺得自己是個批判者，因為我很難容忍我們自己不居安思危。我們對國家的科技實力和現狀應該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怎么發展，怎么辦也要有清醒的認識，并形成一定的共識，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爭論來爭論去的層面。

   首先我想講，大學是核心。中國的大學很有意思，比如我所在的清華大學，學生從入學開始，就要接受“就業引導教育”。堂堂清華大學，都要引導學生去就業，都讓學生腦子里時時刻刻有一根弦叫就業，我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想講的第一個觀點就是，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么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就業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經濟達到一定程度就會提供多少就業，跟大學沒有直接關系。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就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是培養國家棟梁和國家領袖的地方。讓學生進去后就想就業，會造成什么結果呢？就是大家拼命往掙錢多的領域去鉆。清華70%至80%的高考狀元去哪兒了？去了經濟管理學院。連我最好的學生，我最想培養的學生都告訴我說，老板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說金融不能創新，但當這個國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轉的時候，我認為這個國家出了大問題。管理學在清華、在北大、在整個中國都很熱，這是違背教育規律的一件事情。專科學校辦學的理念，是培養專業人才，為行業輸送螺絲釘，但大學是培養大家之才，培養國家各個行業精英和領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學不以致用。你們沒聽錯，我們以前太強調學以致用。我上大學的時候都覺得，學某一門課沒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其實在大學學習，尤其是本科的學習，從來就不是為了用。但這并不意味著用不上，因為你無法預測將來，無論是科學發展還是技術革新，你都是無法預測的，這個無法預測永遠先發生，你預測出來就不叫創新。

   大學里根本的導向出了大問題，那么怎么辦？其實很簡單，教育部給大學松綁。大學多樣化，政府不要把手伸的太長，不要一刀切，不要每個學校都就業引導，每個學校都用就業這個指標考核領導，這對大學有嚴重干擾。

   我對基礎研究也有一個看法。我們國家非常強調成果轉化，現在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加強轉化”。但我想問一句，轉化從哪兒來。我們的大學是因為有很多高新技術沒有轉化成生產力呢，還是我們根本就不存在這些高新技術？我認為是后者。我們的大學現在基礎研究能力太差，轉化不出來，不是缺乏轉化，是沒有可以轉化的東西。

   當一個大學教授有了一個成果，無論是多么基礎的發明，只要有應用前景和產業轉化的可能，就會有跨國公司蜂擁而來，我就是個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個簡單的、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發現，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動來找我。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樣不停在聞，在看，在聽，他們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個有意義的發現。

   壓死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勵科學家創辦企業。大家沒聽錯，今年在人大會議我聽到這個話后覺得心情很沉重。術業有專攻，我只懂我的基礎研究，懂一點教育，你讓我去做經營管理，辦公司、當總裁，這是把我的才華和智慧用到了錯誤的地方。人不可能一邊做大學教授，一邊做公司的管理人員，一邊還要管金融。我們從領導到學校，從中央到地方，在鼓勵科技人員創辦企業，這是不對的。我們應該鼓勵科技人員把成果和專利轉讓給企業，他們可以以咨詢的方式、科學顧問的方式參與，但讓他們自己出來做企業就本末倒置了。我想這個觀點是有很多爭議的，但是我篤信無疑。

   我可以舉個例子，Joseph Goldstein，因為發現了調控血液和細胞內膽固醇代謝的LDL受體，獲得1985年的諾貝爾獎獲。他是美國很多大企業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輝瑞，現在非常富有，應該說是最強調轉化的一個人。他兩年之前在《科學》周刊上寫了一篇文章，抨擊特別強調轉化。他說轉化是來自于基礎研究，當沒有強大的基礎研究的時候，如何能轉化。他說，當他意識到基礎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時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礎研究，轉化是水到渠成的，當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轉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長。他列舉了他在美國國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學醫的學生做基礎研究從而改變了美國醫療制藥史的過程，很有意思。

   我們一定要看看歷史，不僅僅是中國現代史，也要去看科學發展史，看看各個國家強大的地方是如何起來的，而不是想當然的拔苗助長。

   創新人才的培養，也跟我們的文化氛圍有關。我問大家一句，你們認為我們的文化鼓勵創新嗎？我覺得不鼓勵，我們的文化鼓勵槍打出頭鳥，當有人在出頭的時候，比如像我這樣，特別是有人在攻擊我的時候，我覺得很多人在看笑話。當一個人想創新的時候，同樣有這個問題。什么是創新，創新就是做少數，就是有爭議。科學跟民主是兩個概念，科學從來不看少數服從多數，在科學上的創新是需要勇氣的。

   三年前，我獲得以色列一個獎后應邀去以色列大使館參加慶祝酒會，期間大使先生跟我大談以色列人如何重視教育，我也跟他談中國人也是如何的重視教育。他笑咪咪的看著我說，你們的教育方式跟我們不一樣。他給我舉了原以色列總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說他小學的時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親只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今天你在學校有沒有問出一個問題老師回答不上來，第二個你今天有沒有做一件事情讓老師和同學們覺得印象深刻。我聽了以后嘆了口氣，說我不得不承認，我的兩個孩子每天回來，我的第一句話就是問：今天有沒有聽老師的話？

   我們有一千四百萬中小學教師，我們雖然口口聲聲希望孩子培養創新、獨立思考的思維，但我們的老師真的希望孩子們多提一些比較尖銳的問題嗎？這和我們的部分文化，師道尊嚴又是矛盾的，所以我們在創新的路上的確還背負了沉重的文化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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