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華
3月12日清晨，在天津工業大學任教的師弟付大學教授給我打來電話，說劉文華老師走了！淚水頓時模糊了我的雙眼。那一刻，和劉老師的人生初見如夢再現。
初見不相識
1981年9月，時年17歲的我懷著一個熱血青年對真理的執著，進入河北大學哲學系攻讀馬克思主義哲學。經過四年苦讀，我被分配到河北地質學院教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工作一段時間后，為拓展研究領域，我在認真考慮之后做出了抉擇：開辟新專業，以經濟法為首選。
1995年深秋，我一路打聽著來到中國人民大學人文樓5樓法學院辦公室，從一位年長的老師處購買了內部資料——近三年的考研真題。后來才知道他是辦公室主任曹重三，民國時期朝陽大學的畢業生。我想既然來了，一定要拜訪經濟法教材的主編劉文華教授，便向曹老師打聽劉老師的電話。雖百般乞求，但曹老師卻恪守原則不肯告知。后來，他看我態度誠懇、求學心切，便對我說：“小伙子，剛才在我對面看信的那個胖老頭，你認識嗎？”我說：“不認識！”曹老師說：“他就是你要找的劉老師！”
聽完曹老師的話后，我趕緊奪門而出，追上了剛要下樓的劉老師。沒有想到，劉老師態度非常和藹。他耐心地解答了讓我困惑的人大學派經濟法理論問題，并鼓勵哲學出身的我報考人大法學院，然后遞給我一張名片，上面既有通信地址也有家庭電話。我心里充滿感激。
“不唯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
從此，我滿懷信心追隨劉老師研讀經濟法，經常討教讀書中遇到的問題。我的人生軌跡由此改變。
常言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行萬里路不如閱人無數，閱人無數不如仙人指路。”我雖未讀萬卷書，也沒有行萬里路，但在我人生的節點卻有劉老師的“仙人指路”。
經過兩年的努力，我在1997年考入人大法學院，在劉老師的門下讀研。劉老師和弟子們一起吃飯時，多次談到初創中國經濟法的艱辛與困難。
中國經濟法從上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之初誕生以來，就命運多舛：與民法學界和行政法學界調整對象的論爭，商法獨立對經濟法的挑戰，各級法院經濟審判庭的取消與大民事審判格局對經濟法生存空間的壓縮，經濟法綱要、宏觀調控法的立法艱難，從計劃經濟到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再到市場經濟的社會變革帶來的沖擊……每到理論窮盡時，劉老師總是在馬克思主義原理指導下，系統地創新具有中國特色的經濟法理論。此外，他還在北京市法學會的支持下，組建了我國第一個地方學術研究團體——北京市法學會經濟法研究會。
在我研究生臨近畢業時，他問我是否想讀博，對未來的人生規劃如何。我當時不是不想考博士，而是報考的人太多，有時報考劉老師的博士考生多達六十多人。我告訴他，如果我能在他門下讀博，我將終生從事教學研究工作，雖不能發展其理論，但能盡力傳播其思想。
2001年9月，經過三年的努力，我如愿以償又回到熟悉的校園，繼續師從劉文華攻讀經濟法理論。他認為，中國經濟法理論應當立足于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既不能抄襲西方發達國家經濟法理論，也要防止計劃經濟思想的干擾，特別是要注重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的保護。
他多次在不同場合強調：“不唯外，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應當成為中國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指南。讀博期間，他多次鼓勵我把自己研究經濟法理論的心得寫成論文發表，不要顧忌學術權威的影響，要勇于學術爭鳴和創新。
“只有創新才能進步”
博士畢業后，我又回到大學講壇。盡管后來兼攻環境法，但我一直沿用劉老師主編的教材給本科生和研究生授課。2012年，中國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我和我的弟子李帥博士撰寫的30余萬字的《經濟法總論》，并作為劉老師80誕辰的獻禮，他親自作序并建議作為經濟法專業研究生的必讀書。
2020年元旦前，我帶2019級新入學的博士生和碩士生到人大看望劉老師。他在病床上給我和我的弟子講了一個多小時的研究心得，對經濟法理論研究的未來表示出深深的憂慮，并說他當年怕影響學界的和諧關系沒有發表批判性論著，以至于現在經濟法理論研究偏離了我國實際。“對此，我是有責任的。”他諄諄教導我和我的弟子，要敢于質疑權威（包括他的學術觀點），只有創新才能進步。
1月15日，我和北京市法學會同仁一起拜會劉老師，提前送去了新春的祝福。他對我正在撰寫的《經濟法基本原則研究》一書（打算作為劉老師90華誕的獻禮）提出了建設性意見。在分別之際，他還從病床上坐起來和我們一起合影，對自己成為“90后”充滿信心。
沒有想到的是，書還未出，恩師仙逝，這給我留下了深深的遺憾。我會完成劉老師審閱的寫作計劃，在6月前出版此書，作為對他培養之恩的永久紀念。
（作者系首都經濟貿易大學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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