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0月13日電 題：重溫“李約瑟難題”，百年變局為何更需“百川納海”？

——專訪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劉鈍

中新社記者 安英昭

從20世紀中葉起，海內外研究中國的學人似乎都繞不開一個“靈魂之問”——“李約瑟難題”。半個多世紀以來，眾多學者試圖從政治制度、經濟模式、社會文化、人口地理等不同學科角度解答這一難題。時至今日，“李約瑟難題”不僅仍未有確切答案，甚至連這一難題究竟如何表述都尚存爭論。

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董事會成員、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前所長劉鈍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表示，“李約瑟難題”實際上是一個論綱，借此李約瑟展開了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宏大敘事。面對全球化退潮、文明沖突論盛行、霸權主義肆虐、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威脅的今天，李約瑟的知識遺產可以作為一種防腐劑和清新劑。

他指出，“百年變局”的結果不一定要分出“誰是老大”，而是期望整個世界變得更繁榮更公正。“百川納海”是李約瑟特別喜歡使用的一個比喻，不但適于描繪科學的歷程，也適于描繪整個人類文明。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20世紀50年代李約瑟在其名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C)中提出一系列關于中國與科學之問后，中外學者各自概括、演繹，“李約瑟難題”(Needham Puzzle)衍生出諸多版本。您如何概括這一著名難題？它的核心是什么？

劉鈍：所謂“難題”(puzzle)是某些西方學者的說法，表示令人困惑之意。實際上，它不是類似數學題那樣有定解、多解或無解的問題(question)，雖然我們有時也說“李約瑟問題”，但要記住它只是一個主題論綱(theme)，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中國人習慣的表述“為什么不”形式，即為什么近代科學沒有在中國文明中發展，而只在歐洲發展出來？另一個是“為什么是”形式，即為什么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在把人類的自然知識應用于人的實際需要方面，中國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借助這一論綱，李約瑟展開了有關中國古代科學、技術與社會的宏大敘事。

中新社記者：早在20世紀20年代，馮友蘭就認為，中國沒有科學，不能歸之于地理、氣候、經濟，應主要歸之于中國人的價值觀與哲學。李約瑟的SCC計劃一定程度上即是對馮氏這一觀點的反駁。您怎么看中國古代科學史？

劉鈍：首先，馮友蘭是一位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人文學者，其關注焦點自然在思想層面；其次，他說的“科學”意指“近代科學”(modern science)。反過來，李約瑟是一位持唯物主義立場的科學家，本身從事過科學實踐并對近代科學在西方發展的歷史文化環境，以及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科學與前科學、科學與技術有充分的了解。

他并沒有刻意反駁馮友蘭，從價值觀與哲學層面討論中國古代對自然知識的認識是有意義的，李約瑟本人對孔子的“不語怪力亂神”和道家的有機自然觀都是極為欣賞的，但他更多的是考慮社會(如建立在儒生選拔制度基礎上的皇權統治、建立在仁義忠孝基礎上的倫理規范，以及商人的社會地位等)與經濟(如農業與水利，這里就包括地理、氣候因素，還有對商業的抑制等)層面。“李約瑟難題”不是解數學題，對正、反兩種表述的歷史展開就是最好的回應，其中做得最好、也最全面的工作由李約瑟的鴻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體現出來。

中新社記者：學界有觀點認為，“李約瑟難題”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其默認西方科學的“先進”與中國同期的“落后”仍是基于西方文明優越性、科學進步論的假設。您認為導致中西方走上不同近代化道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劉鈍：這是一個似是而非的批評。李約瑟從來沒有說過西方文明的優越性，恰恰相反，他是“西方中心論”的有力反駁者。的確，他是18世紀歐洲啟蒙大師們鼓吹的“科學進步論”的傳人，深受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他也相信社會是從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進化的，而決定社會進步的關鍵是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將有與之適應的文化形態出現。因此對于一個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經濟遙遙領先于西方的中國社會，沒有出現近代科學這一文化形態，是他需要追究的問題。這是“李約瑟難題”的歷史根源，有相當強的意識形態色彩。

與其說“李約瑟難題”有局限性，毋寧說一些人過于簡單地解讀了“歷史決定論”。這就需要汲取不同進路的研究成果加以補充，例如中國人的時間觀、古代中國的“天人合一”思想與西方“自然法”的比較等，這些都包括在李約瑟的宏大敘事中。至于西方走上近代化道路的過程，是一系列歷史事件的邏輯結果：地理大發現、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最重要的是16至17世紀的科學革命。這些沒有發生在中國，正是李約瑟力圖從中西方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來加以分析的。至于中國的近現代化，是西方科學革命與工業革命后在內憂外患的環境中被動引進的，一些方面直至現在仍未完成。

“先進”“落后”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二者的界定也不是絕對的，“先進”與否跟時間和具體事項有關，往往是“先進”中有“落后”，“落后”中有“先進”。就17世紀以降的近代科學而言，西方遠比同時代的中國先進；而在中古時代(即李約瑟說的“從公元前1世紀到公元15世紀”)，中國在許多領域領先于西方。

中新社記者：李約瑟對中國古代“四大發明”評價甚高，以此為代表的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對西方現代科學發展產生了哪些影響？

劉鈍：早在16世紀中葉，西方就有人提出磁羅盤、火藥與印刷術是整個古代世界無與倫比的發明，其后弗朗西斯·培根和馬克思都重申并發揮了這一論斷，只是沒有明確指出其來源。1930年，中國歷史學家向達加上了造紙術遂成“四大發明”。1951年1月1日，《人民日報》元旦社論中明確提到：“在很早的時候，中國就有了指南針的發明。還在一千七百年前，已經發明了造紙法。在一千二百年前，已經發明了刻板印刷。在八百年前，更發明了活字印刷。火藥的應用，也在歐洲人之前。”這一系列說法經李約瑟發揚光大，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說開始為人普遍接受。

關于“四大發明”的意義，李約瑟基本是承襲馬克思的論點，即促進了歐洲封建制度的消亡。中國古代的發明當然不止這些，李約瑟曾列出26項從中國向西方傳播的機械及相關技術，如瓷器、活塞風箱、提花機、繅絲機、胸帶式與頸帶式挽具、鑄鐵、鐵索懸橋、游動常平環等。他還說，只是因為26個字母用完了，實際上還有許多甚至更重要的例子。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等單位的專家，近年來以原創性和世界影響等標準重新審定這一議題，提出30個重大發明之說，其中既有技術發明，也有涉及科學思想與方法的事物，如十進位值制記數法和籌算、珠算、赤道式天體測量儀器、運河船閘、深井鉆探、火箭、中醫診療術、粟作與稻作、生態農藝等。

中新社記者：弗洛里斯·科恩(H. Floris Cohen)評價“李約瑟難題”為“在20世紀的學術史上，鮮有一個樸素的問題能夠引出如此壯觀的成果。”在21世紀全球疫情疊加百年變局的今天，“李約瑟難題”還有哪些啟示意義？

劉鈍：科恩是當今最有影響的科學史家之一，這句話出自他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編史學研究》，這是正面肯定“李約瑟難題”的意義。“李約瑟難題”是一個充滿張力的論綱，包括西方與非西方、科學與技術、古代與近現代、科學的統一性與文化的多樣性等。論綱的張力越大內涵就越豐富，成果也就越突出，具體來說其“壯觀的成果”體現在以下一些方面：它蘊含著科學革命與現代化的主題，它是跨文化研究的先河之一，它有助于推動大歷史研究，它彰顯了傳統文化的當代價值，它提供了有關中國道路思考的一種新的歷史基礎。面對全球化退潮、文明沖突論盛行、霸權主義肆虐、人類生存環境受到威脅的今天，李約瑟的知識遺產可以作為一種防腐劑和清新劑。

如同生物多樣性是地球家園生生不息的物質基礎，文化多樣性則是人類文明得以繁榮的精神支柱；類似的，國際關系中多極世界比單極世界更傾向于理性和公平，多邊主義比單邊主義更有利于制衡霸凌行為和維護世界的穩定。

中國是一個工業后發國家，現代化不可能通過重走西方過去幾百年來的路來實現。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應該深究“李約瑟難題”的“為什么不”形式，哪些因素阻礙了科學在中國的發展？哪些有益于近代科學的東西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缺位？哪些事物是我們亟須補課跟進的？比如理性的啟蒙和對純學術的崇尚。另一方面，“李約瑟難題”的“為什么是”形式可以增強自信，作為后發者不必妄自菲薄。

“百年變局”是今天經常聽到的一個說法。變的結果不一定要分出誰是老大，而是期望整個世界變得更繁榮更公正。“百川納海”是李約瑟特別喜歡使用的一個比喻，不但適于描繪科學的歷程，也適于描繪整個人類文明。(完)

受訪者簡介：

劉鈍，清華大學科學史系教授，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研究員，曾任該所所長、中國科技史學會理事長、國際科學技術史學會主席。研究領域包括中國數學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科學文化、科學與藝術等。關注李約瑟問題有年，現為劍橋李約瑟研究所董事會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