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大批留學人員經過西方發達國家的學習和實踐后，選擇回國創業。“高”、“新”、“國際化”、“走出去”是海歸創業的四個關鍵詞：一方面，高科技產業、新經濟領域、知識服務產業以及涉及國際化和走出去的領域，是海歸創業的主要陣地，是最能發揮海歸創業優勢的領域；另一方面，海歸通過自身在西方學習和實踐中掌握的先進技術、創業理念、商業模式、社會文化觀念等，推動了國內高科技、新經濟的發展，帶回了新的

　　融資方式和國際資本，同時也建立了我國在納斯達克上市的主要企業，并幫助本土國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國際化和“走出去”，這是海歸創業的主要貢獻所在。

　　然而，在高新產業領域創業的海歸，普遍面臨過下列困境：首先，企業早期研發成本高，市場投資風險大，新產品的市場氛圍不成熟，知識產權、發明專利難以抵押估值而不便貸款等。缺乏資金和回國創業融資難，是廣大留學歸國創業所面臨的最突出問題。

　　其次，國內有關政策和政府類投資，一定程度上還存在“重創新、輕創業”的傾向。各項政策措施制定上往往以學歷或科研成果作為待遇標準，較少考慮科研成果產業化的實際情況；各地不少項目扶持資金的發放，也往往按照科研成果評選的標準去靠，較少考慮科研轉化和市場需要。

　　其三，由于缺乏整套科學的項目評估機制和有效的融資渠道，不少留學生創業園實際上只扮演著物業管理公司的角色，采取簡單的房租加補貼形式，作為對園內海歸企業的支持。在資金扶持上，采取撒胡椒面模式，平均分配給園區內的海歸企業，對具有潛質、需要真正支持的企業不夠重視。

　　其四，海歸創業還面臨許多自身的挑戰。有相當部分海歸對目前國內市場的環境并不足夠適應，雖然他們在跨國企業和外資企業工作過，但遠離祖國多年，他們對本土商業環境、市場需要重新熟悉、適應。

　　如何克服短板？與本土民營企業合作，是一個出路。

　　截至2010 年，民營企業已達到850 萬家，盡管許多企業已經初步度過了資金積累等初期階段，但大多數民營企業主要從事低端制造業，并沒有完成產業升級，處于全球產業鏈的低端環節，普遍缺乏自主品牌和核心技術，出口多是粗放型、數量型的海外發展，以低成本和低價為競爭優勢。

　　全國工商聯發布“2010 中國民營企業500 強”榜單時就顯示，全國五百強民營企業主要集中在建筑業、黑色有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批發零售業企業三個領域。全國工商聯的調查數據還顯示，50.6% 的企業計劃在未來3 年內要投資制造業，有44.2% 的企業計劃要投資房地產業，但擬投資服務業、金融的企業只占28.8%、22.6%。這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我國本土民營企業的一些問題。

　　如今，產業升級、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成為經濟發展的大趨勢，許多資金實力雄厚、具備一定規模的本土民營企業，有進行多元化經營和投資、產業升級、走出去發展以及國際化等需求。借助海歸之力實現產業升級，正是民營企業的一個理想選擇。

　　優勢互補空間巨大

　　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在產業升級中在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各方面都有優勢互補的效應。

　　杭州正泰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__楊立友在美國多年從事太陽能電池研究，他與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的合作，可謂是海歸與民企合作的典型案例。楊立友坦言，長期做技術研究的海歸回國創業，會遇到很多不擅長解決的問題，而本土民營企業對本土創業環境比較熟悉，在一些細節問題的處理上熟門熟路。另外資金也往往是問題，因此海歸通過尋找到好的本土民營企業來實現創業，會是不錯的模式。

　　從整體來說，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之間有著許多優勢互補的合作空間：

　　——可以形成技術和資金的優勢互補。海歸一般在高科技方面有優勢，擁有專利技術和項目，卻苦于缺乏資金；許多民營企業已經完成了原始的資本積累，并不缺錢，但在研發和創新方面特別滯后，渴求獲得新技術來改善能源利用、加強環保以及提高生產效率，海歸創業和本土民營企業完全可以結合優勢并共同合作。

　　——可以形成國際市場和本土市場的優勢互補。香港科技大學崔大偉（David Zweig）教授曾和他的同事們做了一項關于中國海歸回國創業和本地企業家的比較。根據崔教授的調查顯示，19% 的海歸在海外擁有自己的公司，25% 的海歸在海外擁有合伙公司，67% 的海歸宣稱在海外擁有關系網。在供應及銷售網絡中，平均每位海歸聯絡有1.85 個海外公司，而本土企業家平均只有0.82 個供應商。海歸的優勢不只在于國際化方面的素質、視野、經驗，還在于他們所擁有的海外人脈。

　　而對于本土商業和市場環境的適應能力和把握能力，正是本土民營企業以及民營企業家的長項。盡管大量的本土民營企業從事出口業務，但依然處于產業鏈低端位置以及輸出低級工業產品。當企業發展需要走出去和國際化時，明顯表現出缺乏海外市場經驗和渠道。這一缺陷不是在國內接受國際化教育就可以彌補的，還涉及海外實際工作經驗和海外市場渠道、人脈等。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在這個領域的互補結合，大有可為。

　　——企業走出去和國際化時可以形成優勢互補。對以制造業為主的本土民營企業而言，從中國到國外設廠，減少的是地價、電價、運輸費用和關稅，增加的主要是人員和管理成本，包括高管和工人的工資。但實際上，中國民營企業的走出去還面臨著其他許多挑戰，這包括企業國際化的挑戰，包括適應不同的政治環境、文化環境、商業環境的能力。

　　相對來說，大多數本土民營企業只有二、三十年的資金、人才、技術等積累，缺乏國際化的素質、視野、經驗以及人脈。而這方面正好可以借助海歸的優勢。

　　不僅如此，大量海歸創業尤其是在涉及國際化領域的創業，還可能成為本土企業走出去時的客戶市場。本土畢業的江南春建立的分眾傳媒，在2005 年選擇登陸美國納斯達克上市，背后就有海歸張帆等代表以及德豐杰等國際風險投資的助推。張帆和另外一名創業成功的海歸沈南鵬后來聯合建立紅杉中國基金，并投資悠視網、奇虎網等本土民營知識服務型企業，他們的目標正是要推動大量的中國企業走出去：“對于我們而言，如

　　果未來10 年在海外納斯達克等交易所有100 家市值超過10 億美元的中國公司上市的話，希望我們紅杉中國的投資組合能夠在其中占到一定的比例。”

　　——在企業轉型和產業升級中可以優勢互補。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在產業升級中在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各方面都有優勢互補的效應。本土民營企業在創新和研發方面相對滯后，缺乏技術，缺乏人才；而大批海歸擁有技術和項目，卻缺乏資金、市場化能力等將其產業化。

　　——在企業經營管理和人才團隊上可以形成優勢互補。海歸回國創業在團隊和企業制度現代化方面具有優勢，甚至在開始創業的時候就是團隊創業。而本土民營企業一般是以家族企業開始。雙方在企業經營管理和人才機制上存在各方面的差異，也存在著優勢互補的空間。賽伯樂公司的董事長朱敏曾在美國硅谷創業，后來回國從事風險投資。他說，海歸精英雖然有不錯的團隊和項目，但相對缺乏本土實際運作能力，回國后總會遇到“怎

　　么這樣，怎么那樣”的事情，習慣于以外國人的思路來處理中國的事情，他認為：“海歸精英和本土民營企業強強聯合是最好的模式。”

　　包容差異方能深化合作

　　海歸創業與本土民營企業的對接合作，雙方應該存在一定的合作的“共同基礎”。

　　海歸創業與本土民營企業的合作發展，不是簡單的“技術與資金”、“國際市場與本土市場”、“人才與資本”的優勢互補就可以，因為這只意味著雙方具有的合作空間。在創業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之間，合作難以談成，最常見互相抱怨就是：本土民營企業抱怨海歸只想智力入股，創業失敗不擔風險，且在股權上獅子大開口；海歸則抱怨本土民營企業出資就想要控制權，實際上是把自己當高級打工者而非合伙人來看待。

　　海歸創業與本土民營企業的對接合作，雙方應該存在一定的合作的“共同基礎”。這一共同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要形成既共利共贏又一損皆損的共同利益基礎，能共同承擔風險、分享成果、形成合適股權的配置。無錫惠山區政府2008 年引進海歸博士王晨升，就牽頭介紹與當地民營企業進行對接合作。王晨升出任新成立的企業董事長，但其不僅僅是以智力、技術入股，個人也出資100 萬元人民幣。王晨升強調為什么不單純技術入股表示：“以現金入股，更重要的是表明一種合作誠意。”這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另一方面，雙方還需要在理念、價值觀形成一定程度的一致，并建立共同的長遠發展目標和戰略規劃。浙江振亞集團總裁沈國鋒與兩個海歸博士合作成立了兩家科技公司，他認為本土民營企業與海歸創業人才進行合作必須要注意三點：“一要有共同的價值觀；二要能互相包容；三要建立長遠的共同的戰略規劃。”

　　海歸和民企的對接合作的重要結合點就是在高新技術領域，但研發某個產品包括高技術的產品，有一定周期，市場化也有過程。加拿大RIM 公司（黑莓手機）中國區商務總經理劉征宇接受課題組調研時就表示：“黑莓手機、蘋果等都不是正好市場流行智能手機就去研發這個東西，實際上是在成為潮流和產業之前就堅持了很長時間，是5 年前或者

　　10 年前就開始做了，不是在跟風市場，而是在自我創新、引領市場。許多海歸有高技術，與民營企業的資金等結合起來很重要，盡管利益是企業行為的驅動力，但還是希望能夠靜下心來而不是急功近利，所以希望海歸創業與本土民營企業的結合能夠形成共同長遠的目標和戰略規劃。”

　　有時候，即使創業海歸自己出資，形成了共擔風險的情況，雙方也不容易形成信任感。浙大管理學院常務副院長吳曉波建議，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出面扮演第三方黏合劑的角色會是個很好的選擇，對于合適的高新企業，政府可以出資入股，形成股權三足鼎立、沒有一方可以單獨獲得控制權的局面，這樣也有利于保障海歸與本土民營企業各自的長遠利益。

　　海歸與民企合作能否成功，還在于雙方能否包容差異。海歸企業與本土民營企業，從企業創辦到經營管理等各方面都存在著許多差異。

　　當前，海歸創業者的知識能力及商業模式不是來自于計劃經濟體制的傳統，而來自歐美發達國家的培育：其一，海歸創業者在西方高校、企業接受過同樣的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其二，其產品和商業模式更多是從西方市場移植而來并本土化應用，并非真正意義的創新；最后，創業之初的投資與來自國際或海歸的風險投資緊密相連，企業上市后更傾向于海外上市融資。但是，這些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與來到中國市場的跨國企業是

　　處于同一環節的，更多是競爭關系。

　　與風險投資關系緊密，是海歸企業與前兩代本土民營企業最鮮明的區別之一。相比之下，本土民營企業更多依靠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

　　與之相對應的是，海歸企業與本土民營企業在企業用人機制方面和經營管理體制等方面也存在差異。亞信公司的董事長丁健認為，海歸企業與本土企業普遍有三個方面的差異性：“一是企業經營管理體制不同。海歸派企業強調的是團隊式合作，而本土企業則以家族式為主。二是在人才使用上，海歸派唯才是舉，一般不任用家族成員。在亞信就有這樣一條規定，任何高級主管，三代以內的親屬不得在公司任職。三是融資手段不同。

　　大多數海歸派在創業初期都是求助風險投資公司，本土企業更多靠自有資金和銀行貸款。”

　　海歸企業和本土民營企業整體的差異性，還體現在其他許多方面，這些差異的存在，有可能導致雙方合作的分歧。因此，能否包容、兼容、融合這些差異性，是雙方合作的重要保證。

　　（作者為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歐美同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