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流動與科研產出會是怎樣的關系？日前，世界上最大的醫學與其他科學文獻出版社之一愛思唯爾集團公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中國，與其他三種國內外流動人才群體相比，“海歸流入”即出國后回國的科研工作者，科研產出最高。
“這也為我們研究科研產出周期和人才流動模式提供了啟示。”愛思唯爾中國區總裁黃有堃接受科技日報獨家專訪時說。
分析報告根據論文作者的流動動向進行界定，分為4種不同類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中國機構發表，而最近大部分論文在國外機構發表，就為“人才流出”（中國—外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國外發表，而最近論文在中國機構發表的話，他就屬于“人才流入”（外國—中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發在中國，隨后又出國發表論文，但最近發表論文又在中國的話，就為“海歸流入”（中國—外國—中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國外機構發表，后來到中國機構也發了一些論文，但最近發論文是在國外機構，就界定為“海歸外流”（外國—中國—外國）。
該報告是基于愛思唯爾Scopus電子數據庫進行研究的。此數據庫收錄了從1823年至今約7000到8000種各類國際期刊數據，涉及全球范圍內3000萬作者以及他們論文發表時間、研究機構等信息。
報告根據論文作者的資歷、產出取平均標準分數為1分，然后根據不同水平打分。結果顯示，研究者的相對生產率（即相對于平均水平的科研成果產出）最高的是 “海歸流入”這一群體，也就是早先在中國，后來去國外，最近又回到中國開展科研的研究者。他們的相對生產率高達2.25，而“人才外流”、“海歸外流”和“人才流入”的相對生產率分別為0.92、1.18和1.34。報告同時顯示，“海歸流入”群體在整個數據庫的作者中比例高達3.9%，而“人才外流”、“海歸外流”和“人才流入”的比例分別占1.6%、0.5%和3.1%。
“從這個數據得出的判斷是，政府應鼓勵研究者走出國門，到國外進行國際合作和交流，這樣有助于他們結識相關科研領域的同行并建立良好學術關系。”黃有堃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在這3000萬研究者中，只在中國科研機構發過論文的研究者中有近75%沒有去過國外，由于很少與國際同行交流，他們的相對產出率和相對資歷普遍偏低，分別為0.74和0.81，即沒有達到平均水平。
當然，鼓勵科研人才走出去有利也有弊。“對于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吸引去國外的學者再回國，形成較大規模的‘海歸流入’群體。”黃有堃說，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政府應該科學、定量分析科研工作者在發表論文的領域是否與國家發展態勢吻合，然后有針對性地引進人才，開展國際化的創新性研究。在引進時不能只關注獨立的個體，而要關注他們的論文合著者，要用學術圈子即團隊引進的方式吸引他們回國。
報告還顯示，中國論文發表數量自2003年較其他國家大幅增長。分析2007年至2011年的數據，中國在數學、化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等單獨領域表現突出，但在多學科交叉研究方面不具優勢。
“中國如果要出版、發展新的學術期刊，可以從新興發展的交叉學科或分支學科入手。”談到中國學術期刊發展，黃有堃認為，我國學術期刊大部分由協會和科研機構主管，格局分散，沒有形成經濟規模，無法降低運營成本。同時，因為很多期刊影響因子不高，造成中國科研工作者更愿意向國外投稿。“但是，中國學術期刊也有發展機會和潛力。如在發稿速度和針對性方面有優勢，研究者會考慮在這樣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黃有堃說，中國學術期刊可以加強整合力度，讓專業的出版機構提供高效服務，特別是加大在國際學術界的推廣營銷力度。
黃有堃介紹，愛思唯爾數據庫ScienceDirect有10%的內容來自中國，以后的數據還會增長。“但不能否認的是，據統計，我們旗下期刊中國論文有80%拒絕率，與發達國家約60%的拒絕率還有一定差距。”他說，報告還顯示，中國研究人員引用中國作者論文只占引用文獻的18%，比例較小，這也說明中國論文的質量有待提高。他最后建議：“政府應該從科研領域、教育培養、人才流動等多角度制定科研戰略發展規劃，通過科學評價和系統分析制定高效的政策。”
“這也為我們研究科研產出周期和人才流動模式提供了啟示。”愛思唯爾中國區總裁黃有堃接受科技日報獨家專訪時說。
分析報告根據論文作者的流動動向進行界定，分為4種不同類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中國機構發表，而最近大部分論文在國外機構發表，就為“人才流出”（中國—外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國外發表，而最近論文在中國機構發表的話，他就屬于“人才流入”（外國—中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發在中國，隨后又出國發表論文，但最近發表論文又在中國的話，就為“海歸流入”（中國—外國—中國）；如果作者第一篇論文在國外機構發表，后來到中國機構也發了一些論文，但最近發論文是在國外機構，就界定為“海歸外流”（外國—中國—外國）。
該報告是基于愛思唯爾Scopus電子數據庫進行研究的。此數據庫收錄了從1823年至今約7000到8000種各類國際期刊數據，涉及全球范圍內3000萬作者以及他們論文發表時間、研究機構等信息。
報告根據論文作者的資歷、產出取平均標準分數為1分，然后根據不同水平打分。結果顯示，研究者的相對生產率（即相對于平均水平的科研成果產出）最高的是 “海歸流入”這一群體，也就是早先在中國，后來去國外，最近又回到中國開展科研的研究者。他們的相對生產率高達2.25，而“人才外流”、“海歸外流”和“人才流入”的相對生產率分別為0.92、1.18和1.34。報告同時顯示，“海歸流入”群體在整個數據庫的作者中比例高達3.9%，而“人才外流”、“海歸外流”和“人才流入”的比例分別占1.6%、0.5%和3.1%。
“從這個數據得出的判斷是，政府應鼓勵研究者走出國門，到國外進行國際合作和交流，這樣有助于他們結識相關科研領域的同行并建立良好學術關系。”黃有堃告訴科技日報記者，在這3000萬研究者中，只在中國科研機構發過論文的研究者中有近75%沒有去過國外，由于很少與國際同行交流，他們的相對產出率和相對資歷普遍偏低，分別為0.74和0.81，即沒有達到平均水平。
當然，鼓勵科研人才走出去有利也有弊。“對于中國最大的挑戰是如何吸引去國外的學者再回國，形成較大規模的‘海歸流入’群體。”黃有堃說，大數據時代背景下，政府應該科學、定量分析科研工作者在發表論文的領域是否與國家發展態勢吻合，然后有針對性地引進人才，開展國際化的創新性研究。在引進時不能只關注獨立的個體，而要關注他們的論文合著者，要用學術圈子即團隊引進的方式吸引他們回國。
報告還顯示，中國論文發表數量自2003年較其他國家大幅增長。分析2007年至2011年的數據，中國在數學、化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等單獨領域表現突出，但在多學科交叉研究方面不具優勢。
“中國如果要出版、發展新的學術期刊，可以從新興發展的交叉學科或分支學科入手。”談到中國學術期刊發展，黃有堃認為，我國學術期刊大部分由協會和科研機構主管，格局分散，沒有形成經濟規模，無法降低運營成本。同時，因為很多期刊影響因子不高，造成中國科研工作者更愿意向國外投稿。“但是，中國學術期刊也有發展機會和潛力。如在發稿速度和針對性方面有優勢，研究者會考慮在這樣的刊物上發表文章。”黃有堃說，中國學術期刊可以加強整合力度，讓專業的出版機構提供高效服務，特別是加大在國際學術界的推廣營銷力度。
黃有堃介紹，愛思唯爾數據庫ScienceDirect有10%的內容來自中國，以后的數據還會增長。“但不能否認的是，據統計，我們旗下期刊中國論文有80%拒絕率，與發達國家約60%的拒絕率還有一定差距。”他說，報告還顯示，中國研究人員引用中國作者論文只占引用文獻的18%，比例較小，這也說明中國論文的質量有待提高。他最后建議：“政府應該從科研領域、教育培養、人才流動等多角度制定科研戰略發展規劃，通過科學評價和系統分析制定高效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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