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聽完習總的講話之后，覺得非常地令人鼓舞，像我們在海外工作和生活的群體，覺得可能會有新的機遇。
第一、習總書記清楚地提到一個概念，歐美同學會在未來要打造成有親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實體。我在德國多年，對歐美同學會當然不陌生，也知道它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組織。如果要增加歐美同學會在海外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不是可以考慮讓歐美同學會走出去。因為王輝耀會長經常和我交流，我知道歐美同學會有一個北京論壇，如果有這種可能性，歐美同學會可不可以舉辦歐洲論壇、美洲論壇。通過這種走出去的論壇，使許多在海外的華人可以參加歐美同學會在海外舉辦的活動，從而更好地提高它的親和力、號召力和凝聚力。
第二、習主席的報告中提到“要讓在海外的華人雖然沒有回國，但是要報國有門。”截止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出去的留學生達到了264萬，但是回國的人目前為止只有109萬，也就是有60%人出去還沒有回來。許多留在海外的華人也想報國，我們也許要是這一批人報國有門。人才他引進的人才可以回國報效祖國，包括長江學者計劃在內的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通過全職的形式引進人才，這樣做得非常棒。但是有很多海外華人因為某種原因回不來，或者不愿回來，也想報國。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國外做政治學的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訓練后，可能覺得很難融入國內的體制之后，不愿意回來。不過，我同樣可以在同濟大學兼任他們的院長，以這種方式來為國家服務。然而，不是說每個在海外的學者都有機會兼國內一個大學的院長，這種可能性很小。如果要實現報國有門，能讓這些沒有徹底回來的優秀學者通過多樣化的形式服務祖國建設。現在，很多在國外的教授，每次回國都比較困難，簽證的辦理比較繁瑣。雖然國家的政策不斷簡化辦理程序，但是還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希望中組部、外交部和其他各部委可以一起合作，出臺相關措施，方便海外華人進出國門。我作為同濟大學的兼職院長，國家已經給了很好的回國政策，每兩年送一次簽證，免費辦理相關手續，這個給我自己報國有門一個途徑。但是很多的我認識的朋友和同事，他們非常想為國家做點事，但是進出國門不方便。希望政府可以擴大簽證的發放或者簡化簽證審批，或者引進一些有利于海外華人能夠方便回來的機制。
第三、歐美同學會發揮智庫的作用。中國現在發展到現在，大家在談改革面臨的困難時，經常會提到利益博弈，認為利益既得者不愿放棄。我認為改革的困難主要是觀念的問題。人們的觀念發生轉變之后，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愿意推動改革。而那種將人們愿不愿意改革歸結于經濟利益的得失的觀點是片面一點。當年毛澤東、周恩來鬧革命的時候，他們的家庭基本上都不是貧苦的，當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理念之后，自然就會行動起來。
下一步，歐美同學會可以發揮智庫的作用，讓海外有思想的學者和國內的學者交流一下，從而從不同的角度給大家一些啟發。
第一、習總書記清楚地提到一個概念，歐美同學會在未來要打造成有親和力、凝聚力和感召力的實體。我在德國多年，對歐美同學會當然不陌生，也知道它是一個非常有影響力的組織。如果要增加歐美同學會在海外的親和力和凝聚力，是不是可以考慮讓歐美同學會走出去。因為王輝耀會長經常和我交流，我知道歐美同學會有一個北京論壇，如果有這種可能性，歐美同學會可不可以舉辦歐洲論壇、美洲論壇。通過這種走出去的論壇，使許多在海外的華人可以參加歐美同學會在海外舉辦的活動，從而更好地提高它的親和力、號召力和凝聚力。
第二、習主席的報告中提到“要讓在海外的華人雖然沒有回國，但是要報國有門。”截止到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派出去的留學生達到了264萬，但是回國的人目前為止只有109萬，也就是有60%人出去還沒有回來。許多留在海外的華人也想報國，我們也許要是這一批人報國有門。人才他引進的人才可以回國報效祖國，包括長江學者計劃在內的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通過全職的形式引進人才，這樣做得非常棒。但是有很多海外華人因為某種原因回不來，或者不愿回來，也想報國。舉我自己的例子，我在國外做政治學的教授，經過多年的學術訓練后，可能覺得很難融入國內的體制之后，不愿意回來。不過，我同樣可以在同濟大學兼任他們的院長，以這種方式來為國家服務。然而，不是說每個在海外的學者都有機會兼國內一個大學的院長，這種可能性很小。如果要實現報國有門，能讓這些沒有徹底回來的優秀學者通過多樣化的形式服務祖國建設。現在，很多在國外的教授，每次回國都比較困難，簽證的辦理比較繁瑣。雖然國家的政策不斷簡化辦理程序，但是還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希望中組部、外交部和其他各部委可以一起合作，出臺相關措施，方便海外華人進出國門。我作為同濟大學的兼職院長，國家已經給了很好的回國政策，每兩年送一次簽證，免費辦理相關手續，這個給我自己報國有門一個途徑。但是很多的我認識的朋友和同事，他們非常想為國家做點事，但是進出國門不方便。希望政府可以擴大簽證的發放或者簡化簽證審批，或者引進一些有利于海外華人能夠方便回來的機制。
第三、歐美同學會發揮智庫的作用。中國現在發展到現在，大家在談改革面臨的困難時，經常會提到利益博弈，認為利益既得者不愿放棄。我認為改革的困難主要是觀念的問題。人們的觀念發生轉變之后，即使是既得利益者也愿意推動改革。而那種將人們愿不愿意改革歸結于經濟利益的得失的觀點是片面一點。當年毛澤東、周恩來鬧革命的時候，他們的家庭基本上都不是貧苦的，當人們接受了共產主義理念之后，自然就會行動起來。
下一步，歐美同學會可以發揮智庫的作用，讓海外有思想的學者和國內的學者交流一下，從而從不同的角度給大家一些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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