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幾天前，陸盈盈博士的年齡是我從來沒有考慮過的事情。”在聽聞自己的學生在中國因年輕而被質疑之后，陸盈盈在美國的導師、康奈爾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系的林登·阿徹（Lynden A. Archer）教授在給中國青年報記者的郵件中這樣寫道。

從年齡到學術能力，林登·阿徹教授在郵件中說了許多“力挺”自己這名學生的話。對這位美國教授而言，他一時半會兒可能無法理解，陸盈盈為何會在中國引起一場輿論風波。

陸盈盈導師：年齡不是問題

陸盈盈之所以引起輿論關注，起因是上月25日浙大校友會微信公眾號發布了一條題為“浙江大學將現1988年教授、博導”的消息，一經發出即被廣泛轉載。就在不少人驚訝于陸盈盈如此年輕就能在國內一流高校任職教授和博導的同時，一些質疑的聲音也隨之而來。

2月26日，媒體報道了此事。當日上午，在浙江大學化學工程聯合國家重點實驗室官網上，陸盈盈簡歷被更正，由“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更改成“博士，特聘研究員”。該網站還發布《致歉》聲明稱：“國家‘青年人才’入選者陸盈盈博士被浙江大學聘為特聘研究員，具有博士生招生資格。之前的網頁內容有誤，致歉。”

但是，陸盈盈引起的爭議并未因為浙大官方的“更正”而消失。

有人發現，雖然“博導”頭銜被去掉，但在陸盈盈的簡歷頁面上，“研究生培養及招生”這一欄的內容與之前相比并沒有變化，仍然寫著“擬聘1～2名博士后；每年計劃招收多名博士研究生及碩士研究生”。于是又有人提出了質疑：一個大學本科畢業才5年、博士畢業不久的27歲年輕女孩，真的能勝任指導博士生的重任嗎？

作為陸盈盈的導師，林登·阿徹教授顯然不認同這種“論資排輩”的想法。他評價陸盈盈：“非常機智、聰明、干勁十足，而且在與他人協作和領導他人方面非常出色。”“ 不管她年齡多大，這些都是一個人能夠成功的重要因素。”林登·阿徹教授說。

不僅如此，林登·阿徹教授還強調了陸盈盈突出的學術能力。他說：“陸盈盈的博士論文，聚焦于一個持續了40多年的學術難題，即鋰、鈉、鋁等金屬在作為充電電池的負電極時的電沉積不穩定性。在過去30年內，許多領域內的世界知名學者都曾嘗試解決這一難題，但都未成功。但陸盈盈博士提出了幾個根本的解決方案，顯示了其非凡的水平。她的博士論文比一般博士論文的貢獻都更具深度和廣度。為此，2014年12月，陸盈盈被授予‘WC Hooey’獎。這是康奈爾大學化學和生物分子工程系授予杰出研究生的最高獎項。”

被誤讀的“博導”頭銜

除了“年齡”，陸盈盈事件的另一個輿論關注焦點是“博導”頭銜。

在許多人的觀念中，“博導”是一種高規格的“待遇”，這是有“歷史遺留”原因的。

1981年，我國“第一批博士生指導教師”名單公布，博導的審批制度自此確立。當年剛剛恢復博士生招生，博導基本都是在教授中間選聘。第一批博導的“出爐”相當慎重：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討論名單通過后，以國務院名義任命，并給予一定數量的補貼。當時由于人數少，博導被很多大學當作“寶貝”，成為榮譽的象征。久而久之，教授當博導成為慣例延續下來，并逐漸形成一個博導階層。

但是這一局面早在10多年前就有了變化。

2003年，34歲的副教授齊利民成為北大以副教授職稱獲得博導資格的第一人，這在當年還成了新聞。自此，許多高校都開始“博導改革“的試水與深化。比如，2007年，北大用博導“不定資格制”取代了過去的博導“固定資格制”，副教授或者獲得博士學位的講師也可以成為博導。2011年，清華大學決定全面取消博士生導師評聘制度，規定該校副高職稱以上從事教學科研工作的教師，均具有博士生指導資格。2013年，武漢大學實施改革，廢除博士生導師終身制。

這些在當年看似“開風氣之先”的改革舉措，在“海歸”們看來并不是新鮮事，而只是更接近于國外高校的慣例罷了。

在美、英等國家，博導只是一個工作崗位。不論是教授還是講師，只要符合具有博士學位、有科研經費、所在學校有博士學位授予權、本人有水平有能力等條件，就可以擔任博導。它只是一個流動崗位，并不像在國內，博導變成了學術地位的象征。

正在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環境與能源專業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馬宇歌向中國青年報記者介紹說，類似陸盈盈這樣的例子她身邊也有。“在我周圍也不乏非常年輕、學術成就很杰出的學者，博士一畢業就拿到教職的例子也是有的。而在英國，只要拿到正規教職就有帶博士生的資格。”馬宇歌說。

而且，類似事例在國內高校也不再罕見，已被國內媒體公開報道的就有很多：中國科大電子工程與信息科學系信息處理中心的方璐，26歲時從國外學成歸來便被聘為副教授、博士生導師；武漢大學化學與分子科學學院教授李振在10年前就曾是武大最年輕的博導，當時他只有28歲。

此“研究員”非彼“研究員”

在陸盈盈風波中，還讓許多人不明白的是，浙大授予陸盈盈的“特聘研究員”到底是一個什么級別的職位？

事實上，“特聘研究員”是浙江大學依據其實行的“tenure-track”新制度授予陸盈盈的“職務”，此“職務”與國家人社部門規定的職稱評審制度中研究員職稱系列中的研究員（正高）職稱，內涵并不一樣。

2014年5月15日，浙江大學正式發布了“百人計劃”招聘啟事，面向全球招聘高水平優秀青年學者進入“百人計劃”通道。在原先的高校職稱晉升通道之外，這一計劃開辟了另一條通道——借鑒世界一流大學的教授聘用辦法，實行年薪制和“tenure-track制”。

所謂“tenure-track制”，是從美國引進而來，中文可理解為“終身教職制度”。在這項制度中，被聘用的教師將在6至7年的聘用期內接受國際同行的學術評價，聘用學校將會依據其學術成果及獲得的評價作出是否將其晉升為“終身教職”的決定。獲得終身聘任的教師可獲得長期穩定的教學和研究機會、永久的就業保障、穩定的經濟收入，以保障更多的學術自由。如果被聘任教師在規定期限內沒有通過評審拿到“tenure”資格，那么他就需要另謀出路，即所謂的“非升即走”。

教育學者、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認為，有的高校自主作出的這種改革探索，可以打破職稱評審中的許多條框限制，有利于不拘一格任用年輕人才。

但是，由于國內各高校的改革還都處于醞釀或試行階段，因而這種“半改半不改”的現狀帶來了一些“尷尬”。

熊丙奇舉例說，目前在一些高校存在“職務”和“職稱” 兩種體系。在高校不向公眾說明的情況下，很容易讓人將學校自主聘任的“職務”與職稱評審中的“職稱”混淆。

陸盈盈就是這樣一個容易被混淆的例子，加上浙江大學也沒有主動出面對公眾疑慮進行詳盡解釋，從而引發了輿論各種各樣的誤讀和誤解。

對此，熊丙奇也強調，由于“職稱改革”牽涉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因此必須廣泛聽取各方的意見，還應面向社會進行詳細解讀，才可以減少誤讀和質疑。

高校職稱改革變動期讓海歸有所顧慮

除浙江大學以外，據公開資料，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已在一定范圍內探索試行“tenure-track”制度。但是，國內各高校目前正處于職稱改革變動期的現狀，讓海外留學人員在考慮是否回國時會有一些“糾結”。

馬宇歌說，她注意到國內一些高校對教師職稱評聘制度正頻繁調整。“這給海外青年學人釋放的信號不太明確，不知道是改還是不改，改的話會改成什么樣。”

她說，自己之所以關注這些變化，是因為聘任制度一旦變動，相應的要求也會隨之變化。“一般學術研究出成果要幾年時間，如果政策不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很難讓人從學術到生活安排上提前進行準備。要知道，一個海外人才引進往往涉及多個家庭成員工作和生活環境的重大改變。而以往也出現過因為政策變化和其他客觀及人為因素，用人單位先前允諾的一些科研條件、職位及生活安排沒有兌現的情況。這些不確定性，讓海外人才考慮歸國時會產生顧慮。”

“更重要的是，如果歸國過渡期出現各種意想不到的情況，有時會耽誤一個青年研究人員干勁最足、生產力最旺盛的一段寶貴時間，是國家和個人的雙重損失。”馬宇歌說。

本報北京3月15日電（原標題：“浙大27歲女博導”風波的背后 “博導”“研究員”等頭銜被誤讀 高校職稱改革變動期遭遇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