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得主、中國中醫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屠呦呦的名字，被寫進了2016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兩會上，代表委員們紛紛表示，要成為創新型國家，我們需要更多“屠呦呦”！
大家對“屠呦呦”的呼喚，實際上是對科技創新的渴望，是對創新驅動發展的迫切需求。而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是讓更多科技工作者迸發創新活力的重要保障。
科技體制的深層次變革
就在兩會召開前，國務院印發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提出了更明確的操作措施。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表示，《規定》對成果轉移轉化中的盡職免責、離崗創業、技術市場和科技服務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使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落到了實處。
科技體制改革不是局部問題的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的深層次變革。
“十三五”規劃草案中提出，要布局一批高水平國家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院士高鴻鈞委員認為：“這將是科技界的革命性事件。”對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也是體制機制和相關政策的試金石。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代表說，近些年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出臺了很多引領改革的重要決策，“采用的團隊激勵方法、人才吸引政策和建立創新產業鏈等一系列舉措與美國硅谷并無二致”。
區域創新高地逐步顯現
今天，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在科技基礎比較好的地區，區域創新高地的雛形正在顯現。
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是北京的新定位。鄧中翰介紹，在近幾年的改革中，北京市不斷推出有利于高科技創新創業企業發展的新措施，有效地促進了“雙創”的貫徹深入。
在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正在建設。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發布了被稱為“科創22條”的《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對科技創新中心的體制機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比如提出構建職務發明法定收益分配制度，允許國有企業與發明人事先約定科技成果分配方式和數額，轉化收益用于人員激勵的部分不計入績效工資總額基數等。”上海金融學院副院長陳晶瑩代表舉例說。
體制機制改革任重道遠
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保障。代表和委員們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中國科學院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副主任朱星委員提出，國家財政支持的科研經費在資源分配機制上還不完善。“期望科技體制改革方面的具體措施盡快落實，真正能夠從經費上保證科研人員的創新發展需求。”
在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上，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代表建議“減少行政門檻，提高科技創新轉化速率”。
鄧中翰認為，在科技體制改革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不容忽視”。“一是要進一步理順制度的模糊點，讓科研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科研工作中。二是要推動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力量加入‘雙創’洪流。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落實獎勵機制。”
科技創新是核心，人才是第一資源。我們期待，科技體制改革能破除束縛創新的制度障礙，為人才發展創造最優的環境，讓更多“屠呦呦”脫穎而出，匯聚成推動發展的磅礴力量！
大家對“屠呦呦”的呼喚，實際上是對科技創新的渴望，是對創新驅動發展的迫切需求。而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是讓更多科技工作者迸發創新活力的重要保障。
科技體制的深層次變革
就在兩會召開前，國務院印發了《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提出了更明確的操作措施。全國政協副主席、科技部部長萬鋼表示，《規定》對成果轉移轉化中的盡職免責、離崗創業、技術市場和科技服務等方面作出制度安排，使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落到了實處。
科技體制改革不是局部問題的小修小補，而是大刀闊斧的深層次變革。
“十三五”規劃草案中提出，要布局一批高水平國家實驗室。中國科學院院士高鴻鈞委員認為：“這將是科技界的革命性事件。”對優化科技資源配置、探索體制機制創新、實現創新驅動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也是體制機制和相關政策的試金石。中國科協副主席、中國工程院院士鄧中翰代表說，近些年來，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出臺了很多引領改革的重要決策，“采用的團隊激勵方法、人才吸引政策和建立創新產業鏈等一系列舉措與美國硅谷并無二致”。
區域創新高地逐步顯現
今天，把發展基點放在創新上，正在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在高校和科研院所密集的中心城市、在科技基礎比較好的地區，區域創新高地的雛形正在顯現。
全國科技創新中心，是北京的新定位。鄧中翰介紹，在近幾年的改革中，北京市不斷推出有利于高科技創新創業企業發展的新措施，有效地促進了“雙創”的貫徹深入。
在上海，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正在建設。2015年5月，上海市委、市政府發布了被稱為“科創22條”的《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對科技創新中心的體制機制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嘗試。“比如提出構建職務發明法定收益分配制度，允許國有企業與發明人事先約定科技成果分配方式和數額，轉化收益用于人員激勵的部分不計入績效工資總額基數等。”上海金融學院副院長陳晶瑩代表舉例說。
體制機制改革任重道遠
構建激勵創新的體制機制，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實現創新驅動發展的重要保障。代表和委員們結合自己的實際工作，提出不少有益的意見和建議。
北京大學校長助理、中國科學院國家納米科學中心副主任朱星委員提出，國家財政支持的科研經費在資源分配機制上還不完善。“期望科技體制改革方面的具體措施盡快落實，真正能夠從經費上保證科研人員的創新發展需求。”
在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上，清華大學醫學院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程京代表建議“減少行政門檻，提高科技創新轉化速率”。
鄧中翰認為，在科技體制改革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不容忽視”。“一是要進一步理順制度的模糊點，讓科研工作者把精力集中在科研工作中。二是要推動大專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力量加入‘雙創’洪流。三是完善科技成果轉化機制，落實獎勵機制。”
科技創新是核心，人才是第一資源。我們期待，科技體制改革能破除束縛創新的制度障礙，為人才發展創造最優的環境，讓更多“屠呦呦”脫穎而出，匯聚成推動發展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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