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力波的發現，讓全世界為之振奮，也讓中國本土引力波探測工程“天琴計劃”浮出水面。然而，一直以來，它的領銜者卻甘居幕后。這位曾“30多年鉆在山洞里做研究”的科學家，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山大學校長羅俊保持著一貫的低調。
3月6日，羅俊代表把他在基礎科學領域深耕細作數十年的思考帶到了兩會大會發言上。羅俊代表呼吁，國家在布局重大科技創新平臺時，應主要依托高水平大學：“中國高校，特別是高水平大學，有責任也有能力積極參與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
當創新成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中國大學如何發揮作用？如何看待對重大科技成果的迫切期待與基礎研究自身規律的辯證關系？8日，羅俊代表接受了本報記者獨家專訪。
“大學是科技創新的重要源頭之一，是培養創新人才的重鎮，在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羅俊代表如是剖析大學在服務創新驅動上的三重作用：引育、聚集和培養創新人才，對接國家戰略需求，加強科研成果轉化。“目前，國家對大學的期望值在不斷提高，大學要在‘三個輸出’上發力：輸出一大批高水平的創新人才，輸出具有原創知識產權的科學技術，輸出對產業行業發展具有廣泛作用的新型研發機構。”
羅俊代表坦言，要充分釋放大學在創新驅動發展上的動力，還需不斷完善政策和制度環境。這其中，加快成果轉化與高端人才培養至關重要。
“中國高校的科研成果多以論文等為表現形式，可直接轉化的成果仍較少。大學一方面要加強應用研究，更迅速地將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另一方面，我們希望在創新人才培養上先行先試，開展學位授予點、研究生培養等改革；特別是高水平大學，在確保培養質量的前提下，適當自行設置一些適應經濟社會發展需求、學校迫切需要布局的學位授予點，并根據社會需求和學校規劃，適度增加研究生特別是博士生招生規模，以便更好地開展科研創新。”羅俊代表說。
創新驅動發展，重應用，更要重基礎。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到2020年，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強度達到2.5％，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這“2.5%”的“蛋糕”，應該如何切？
“基礎研究、前沿探索是一個國家提升原始創新能力的關鍵。近年來，我國全社會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不斷增長。我最直觀的感受是，在中國做基礎研究的環境已經比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都要好。一位真正優秀的科學家想在這里做事情，其實并不差錢。”羅俊代表欣喜于整個基礎研究環境的改善。但他也表示，基礎研究經費占整個科研經費的比例卻在相對下降：“跟整個經濟總量比，基礎研究投入的總量還是不夠。這一比例上升越多，我們創新的源頭才會越強，也才更符合基礎研究的探索性和長期性。”
但事實上，如此龐大的投資往往不能立竿見影。當世界各國都在加大對創新資源的爭奪時，重大突破性乃至顛覆性技術不斷涌現，我們等得及嗎？
“要想真正生長出原創性的重大成果，要有‘坐得住’的定力，更要有‘有耐性’的評價體系。”羅俊代表建議，對待基礎研究要分類支持：“對自由探索類，如數學和一些純理論研究領域，要允許一部分科學家成為孤獨的思考者和科學世界里的自由探索者，給予長期穩定的支持，使他們能夠潛心學術研究；對重大戰略類，如‘引力波’研究和重大前沿基礎研究等，需要科學家們協同攻關和探索，對這類研究要給予高強度的支持。”
羅俊代表呼喚全社會培育尊重科學研究規律的寬容氛圍：“基礎研究是探索、創新，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有時做了很多年發現此路不通，既定目標沒有實現，但這并不是完全浪費。在這個過程里，會產生很多副產品，某些技術也會有不少社會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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