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0年至今，斯坦福大學第10任校長約翰·亨尼斯（John L. Hennessy）掌舵斯坦福近16年。在這段時間里，斯坦福大學捐贈金額翻倍、以100分的評分位列2015年QS “畢業生就業力”大學排名榜第一名、兩位教授所創Coursera在線免費課程引發全球MOOC（慕課，即大規模開放在線課程）風潮……

這位校長自身也有很好的學術成績。他是IEEE和ACM會士，美國國家工程研究院院士及美國科學藝術研究院院士。1981年，他創造了RISC（精簡指令集計算機）一詞，被稱為“RISC之父”。約翰·馮·諾依曼獎的歷史名單里，亦有他的名字。

他的影響力還不限于學界。2011年奧巴馬訪問硅谷時，在場的人有馬克·扎克伯格、史蒂夫·喬布斯……約翰是他們之中唯一的大學校長。

3月12日，約翰在上海接受澎湃新聞專訪。這位將于今年夏天卸任的校長表示中國大學已不斷縮短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未來要注重人文社科學術領域的改進。

斯坦福大學第10任校長約翰·亨尼斯

教育公平的實現還極其緩慢

據《洛杉磯時報》2015年報道，在約翰宣布卸任校長的后一天，被問及自己在斯坦福“最自豪的時刻”，他沒有提及斯坦福翻倍的籌款增額，也沒有提及早已成為互聯網界名人的師生們，而是回憶起八年前的一個決定——“讓斯坦福大學成為窮人和中產階級學生上得起的大學”。從那時候開始，對家庭收入低于10萬美元的學生，斯坦福大學免其學費；而對于家庭收入低于6萬美元的學生，斯坦福大學還免其食宿費。

澎湃新聞：被問及在斯坦福“最自豪的時刻”，你的答案為什么是“讓斯坦福大學成為窮人和中產階級學生上得起的大學”這個決定？

約翰·亨尼斯：從創始人開始，斯坦福就希望任何家庭背景的學生都有機會進行個人發展。我們看到教育成本在不斷攀升，低收入家庭面臨越來越大的挑戰，教育機會也不是那么平等。

我們也是希望通過一些財務機制，給予這些學生助學金或獎學金。其實，現在一半以上的斯坦福本科生可以獲得這樣的財務支持，基本每年四萬美元，這樣的話四年本科就是十六萬美元。而斯坦福大學本身承擔其中三分之二的成本。

澎湃新聞：說到教育機會不是那么平等。去年1月《經濟學人》做過一期“美國新貴”的專題，說孩子上一流高校的機會和其家庭背景存在強關系。你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約翰·亨尼斯：確實如此。對我們來說，我們一方面要解決他們可能無法承擔學費的問題。但另外的問題就是剛剛所說的，可能來自這些孩子們的家庭背景——可能是家長資金不夠，可能家長本身受教育程度也不太好。很多學生可能自己也沒有足夠的準備、沒有能力和其他學生進行競爭，可能因此無法上斯坦福大學、復旦大學或上海交大，這應該是中美兩個國家都遇到的一個社會的問題。

我們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如何讓他們做好充分準備，能夠進入教育的學堂。目前整個進展是有了，但是極其緩慢。這也是我們兩國社會都亟待解決的。

澎湃新聞：斯坦福大學此番又成立了一個獎學金計劃，且資助總額屬全球最大。你退任校長后也將擔任這項計劃的首屆項目主管。那么這個計劃在你看來最特別和難得的地方是？

約翰·亨尼斯：關于這個獎學金，主要有以下幾個獨特之處。一方面就是你剛才所提的，它的規模是最大的。第二，相對其他那些也比較大規模的獎學金來說，這個獎學金是針對全球范圍的，對全球學生予以開放。第三它對所有的學科也是開放的。第四也是最后一點，它能夠提供足夠資金來確保學生獲得財務方面的支持，能夠確保學生在畢業的時候沒有任何的債務。

澎湃新聞：在外媒對你的報道中，你和許多大學管理者不同的是在校外也有很大影響力，比如與硅谷許多高管關系密切。你認為大學和企業之間應該是一種怎樣的關系？

約翰·亨尼斯：我想大學和企業之間應該有兩方面關聯。一是共生共存的關系。企業資助大學進行新的探索和發現，這些成果就可以造福社會。而大學成果的回饋很大程度上也需要行業參與予以實現。二是大學和企業可以共同實現一些服務于國家利益的目標。以美國為例，大學和企業可以確保政府有研究方面的支出，滿足國家研究型發展。又比如移民改革方面，大學和企業可以共同敦促美國政府吸引有才華的外來移民。

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在上課。視覺中國 資料

大學生選擇專業太早了

在2010年于南京舉行的中外大學校長論壇上，約翰一句“中國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學最快還要20年”讓很多人印象深刻。據當時媒體報道，約翰直言在過去的20至30年間，中國大學更注重的是學生數量的擴張，現在則到了重視質量的時候。他說世界上只有少數一些大學能夠成為頂級大學，中國要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大約快則20年，慢則50年。

澎湃新聞：時至今日，你覺得中國大學和世界一流大學的差距在哪里？

約翰·亨尼斯：我現在也看到中國大學不斷改善，進展很快，比世界上其他大學的進展更加迅速。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縮短和世界一流大學差距方面，中國大學已經是突飛猛進了。當然這（指中國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還要花一段時間，一所大學一般至少也要幾十年才能真正建立起來。

但我看到現在很多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青年才俊回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進行教學，他們其實也可以在美國一流大學任教。所以隨著時間推移，中國大學的崛起指日可待。

澎湃新聞：那么中國大學要成為世界一流大學，具體需要改進哪些地方？

約翰·亨尼斯：我想一些理工領域的改進相對容易點。相對來說人文領域總體上更難提高。當然我不是具體指中國的歷史或文化。還有一個非常難的需要提高的領域是社會科學，而且其中可能更難的是政治學領域。

澎湃新聞：此前斯坦福大學在北大設立“北京大學斯坦福中心”（Stanford Center at Peking University）。在交流過程中，你覺得中國高校有沒有哪些教學模式、特色是值得美國學習的？

約翰·亨尼斯：中美學生完全不同。我想如果把美國學生放在中國大學，要讓他們發展得很好，我覺得他們會遇到非常大的挑戰。

澎湃新聞：為什么這么說？

約翰·亨尼斯：首先我得說美國學生也非常有競爭力。但是美國學生已經習慣于和老師有互動，上課時會不斷向老師提問，甚至會打斷老師、挑戰老師。但我目前還沒有在中國看到這些。

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學生中有66.7%來自中國。視覺中國 資料

澎湃新聞：截至2014年秋的數據顯示，斯坦福大學的國際學生中有66.7%來自中國。這些在斯坦福的中國學生和其他學生相比，有哪些特質？

約翰·亨尼斯：他們太棒了，我也指不出他們不足或者受到挑戰的地方。他們的語言能力很出色，勤奮且專注。現在斯坦福最大的國際研究生來源其實就是中國。他們和來自其他國家的優秀學生共同創造在未來可能非常偉大的事情。

澎湃新聞：那么你對中國高等教育有何建言？

約翰·亨尼斯：幾年前在南京（指中外大學校長論壇）的時候大家已經在探討中國高等教育應該在“量”還是在“質”方面發展。當時我記得很清楚，中國的教育部長也說未來肯定要著重教育機構“質”方面的發展，特別是中國頂尖大學。我想整個發展方向還是正確的。未來我們也可以期待在整個教育培養過程中，更多的學生有能力在各行各業有機會發展。

澎湃新聞：對“學生有能力在各行各業有機會發展”，你有何更具體的建議？

約翰·亨尼斯：其實對于斯坦福、哈佛、伯克利所有這些著名大學來說，我們都希望能夠提供一些文理課程，這意味著讓我們這些學生能夠盡可能多地選擇自己的專業，而且鼓勵他們能夠更寬泛地來選擇這些課程。包括幫助他們提高文化方面的理解力，歷史方面的知識，希望他們打開思路的同時還有一種批判性思維。

其實對于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應該培養學生為他們一生的發展奠定扎實基礎，因為對大多數人來說本科只學一次。本科的職能就是要奠定扎實的、寬泛的（指知識面）基礎，這才有利于他們今后的發展。

澎湃新聞：現在本科生的專業選擇有何不足？

約翰·亨尼斯：太早。在斯坦福大學，很多本科生直到三年級才會選擇自己的專業。第一年他們的專業是“我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年他們的專業是“我要改變主意了”，我們也很喜歡他們想法的轉變。我們也不斷提醒我們這些學生，他們現在學的可能不是最后的選擇。

另外我們也發現很多學哲學的學生最后發展非常好。他們的職業機會有很多。很多學生今后可能又學法律、醫學、商學了。在學習哲學的過程中他們進行了很寬泛的學習，他們未來的職業發展反而有更好的根基。

澎湃新聞：美國大學的學生是否存有“重理輕文”的現象？

約翰·亨尼斯：現在美國學生可能越來越關注工程類、醫學類專業，社會科學類相對也比較不錯。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下，因為“不太確定”，全世界所有學生可能都更多關注今后的就業情況，所以在選擇專業時也會有所偏重。

亨尼斯并不認同慕課會成為傳統大學教育方式的終結者這個論斷。

“慕課”不會撼動老師的核心地位

在2012年接受《紐約客》采訪時，約翰說技術將大大改變高等教育，甚至用“海嘯來了”來形容這場巨變。而據《泰晤士高等教育》報道，在2015年的美國教育委員會年度會議上，他雖不再使用“海嘯”一詞，卻還是強調未來的高等教育會完全不同于現在。

澎湃新聞：慕課（MOOC）的流行讓很多人擔心未來它會成為傳統大學教育方式的終結者。對此你怎么看？

約翰·亨尼斯：我對此持懷疑態度。我們發現最后沒有完成慕課課程的比例其實高達90%以上。后來我們還發現一種混合式的教育方式更加行之有效，就是在線教學和傳統面對面教學相結合，它的效果在現在看來比傳統的教育方式稍微好一點。

澎湃新聞：在面對面教學中，老師這一角色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你如何評價老師在大學教育中的角色？未來他們的作用會有變化嗎？

約翰·亨尼斯：確實，未來老師關注的焦點可能不會在講堂或大型講座上，而是在幫助個體學生上。包括那些學習遇到困難的學生，也包括幫助那些個人表現已經很好的學生。這意味著未來老師的時間會更直接地花在學生身上，效率也會更高。當然如果有的課程可以以高質量視頻進行展示，何樂而不為呢？

澎湃新聞：不過慕課雖有利于教學資源共享，但似乎不利于中國人常說的“因材施教”。所以未來在技術上，慕課有無調整的可能？

約翰·亨尼斯：我想有兩種可能。短期來看，越來越多課程會進行在線的結構化教授。這意味著課堂練習可能會演變成上網看講座，然后由老師、助教進行面對面教學。長期來看我們希望開發出智能軟件，這也是我們的一個夢想。比如學生看了慕課課程后進行了一個測試，計算機可以自動識別學生還有哪些知識點沒有掌握。當然現在這種軟件尚未成型，但未來計算機很可能提供一些個性化的教學方式。

澎湃新聞：那么在你看來，未來誰在大學教育中扮演最關鍵角色？技術？老師？還是什么？

約翰·亨尼斯：我認為師資依然是核心。不是說技術可以取代老師，而是要讓技術成為老師的工具，更好地發揮老師的才智。我們也發現現在學生更希望有體驗式團隊式的學習方式，比如在課堂以外的社區進行體驗。這樣的體驗式課堂是在線學習無法實現的。所以我們也要盡可能為學生提供不同場景。（原標題：專訪｜斯坦福校長：教育平等是中美兩國都亟待解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