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覺中國供圖

3月17日早晨，40套CRH3型系列動車組軸端接地裝置從成都雙流機場出發，被空運至沈陽。彼時，兩列動車組正停在沈陽的檢修車間內，就等著這批產品，安裝完畢后即上線運行。

這40套裝置將替換高鐵動車組上原有的一款德國產品。由于現在運行的高鐵動車組是中國標準，隨著運行時長的累積，國外的產品磨損嚴重，無法達到設計要求。

西南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戴光澤的團隊經過3年的科研攻關，突破了這一技術難題，并轉化成為實際產品，解決了中國標準動車組上的一個關鍵技術瓶頸。

“近年來，學校聚焦中國高鐵‘走出去’等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不斷深化科技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創新要素緊密融合，大力開展有組織科研，系統提升學校科技創新能力，加速驅動并全面支撐我國高速鐵路建設與發展事業。”西南交通大學校長徐飛說。

西部高校如何突破區位劣勢

徐飛說，作為教育部直屬高校，西南交通大學同時具有鮮明的行業特點，是軌道交通領域學科門類最齊全、專業配套最完善、核心資源最集中的一所大學，對中國高鐵的建設和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和北上廣的很多名校不同，位于四川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學在地域上并沒有多大的優勢。

關于地域對大學發展的影響，徐飛坦言，中西部地區高校的區位不利是客觀存在的，無法回避。北上廣、沿海沿江城市的信息更加靈通，獲得資源的渠道多。在這個時代，資訊本身就是財富，所以這種比較劣勢是顯而易見的。

但他同時認為，現在畢竟是一個信息經濟的時代，互聯網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信息不對稱性。“不要說北京和成都之間的信息時差為零，就連中國和美國的差距也為零了，就是零時差”。

“若只看區位不利會感到沮喪，但一想到這點就覺得很欣慰。”徐飛說。

徐飛進一步談到，信息分成公開信息和非公開信息，顯性信息和隱性信息，后者包括一些高層次的內部學術研討會和政府閉門會議等。他認為，面對區位信息劣勢，中西部高校需要主動作為，而不是坐等“推送”。

在西南交大，徐飛要求全校上下想方設法消除這種消息不對稱性，更加主動溝通、交流、挖掘，積極建立政產學研聯盟，主動對接各類需求，主動參加論壇、國際會議，加入國際組織，等等。

具體到高鐵發展上，西南交大已經嘗試在企業中建立博士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機構，一方面更好地服務企業，另一方面借此將企業的訴求反饋到學校，捕捉企業的信息，為學校的基礎研究提供問題導向。比如2016年2月，西南交大與中國中車和成都市人民政府共同簽署三方《深入推進全面創新改革加快校地企協同創新戰略合作協議》。

原理性、基礎性的研究目前還主要靠大學來完成

在2015年7月舉行的教育部直屬高校工作咨詢委員會第25次全體會議上，徐飛向同行們介紹了幾個耀眼的案例，比如西南交大擁有的鐵路領域第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牽引動力國家重點實驗室，實驗室完成了幾乎所有高速列車整車動力學性能的驗證或優化，并創造了600km/h整車滾動振動試驗世界紀錄。

徐飛說，西南交大已經擁有堪稱全世界軌道交通領域最完整的科研基地和團隊，為中國軌道交通事業及中國高鐵“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

他說，西南交大最大的特色就是軌道交通。學校科研工作主動對接國家重大需求，圍繞“兩高、一重、一新”（高速鐵路和高速磁浮、重載鐵路、新型城市軌道交通），圍繞國家軌道交通六大戰略問題、七大基礎科學問題、八大前沿技術問題開展科研攻關，把軌道交通特色做大做強做優，牢牢執軌道交通之“牛耳”。

在中國高鐵發展的進程中，政府、企業、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均發揮了重要作用。那么，大學所發揮的作用有什么獨特性呢？

徐飛分析說，研究分成基礎研究、應用研究、開發研究三個類型。大學主要做基礎研究、前沿研究，比如磁懸浮、超導等原理性、基礎性的研究，目前還是主要靠大學來完成，應用研究是科研院所來完成，企業更多的是開發研究。

西南交大對中國軌道交通特別是高鐵發展所作的貢獻，社會上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因為這些貢獻是基礎性的，不直接表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產品、設施或工程。

比如西南交通大學教授、兩院院士沈志云建立了世界公認的輪軌蠕滑“沈氏理論”，西南交大教授、中國科學院院士翟婉明和西南交大教授孫翔團隊創立了車輛-軌道耦合動力學“翟—孫模型”，學校科研團隊還提出了“鐵路大系統動力學理論”。

這些研究并不是有形的、實在的產品，但為中國鐵路6次大提速、重載運輸、高速動車組的研制等提供了基礎理論支撐，使得我國鐵路系統動力學理論研究處于國際領先水平。

“類似的‘知其所以然’的基礎研究絕大部分是由大學來完成的。”徐飛說。

對基礎研究項目的投入，考驗政府的“功力”

盡管西南交大的基礎研究為中國高速鐵路的發展作出了貢獻，但徐飛仍然認為，大學在基礎研究領域投入的力度還不夠。

他列舉的一組數據顯示：從科研項目看，2010年以來，西南交大累計立項科研項目5100項，其中基礎研究項目占比僅為20%。從科技獲獎看，2010年以來，學校累計獲得國家科技進步獎12項，全部集中在應用研究領域。

他甚至嚴厲地指出，大學的科研工作在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系上，存在嚴重“錯位”：“耕了別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做了大量本該由設計院、工研院、產研院和企業研發機構做的工作，導致基礎研究薄弱、原始創新能力不強，嚴重制約學校科研工作上層次和可持續發展。

“大力加強基礎研究，回歸大學科研的本位。”徐飛說。

徐飛認為，在基礎研究領域力度不夠，是當前中國大學面臨的共性問題，涉及國家的科技創新體制。

他以搞真空管道運輸和火箭回收的特斯拉CEO埃隆·馬斯克為例，引出科技投入的問題，認為巨額的科技投入要么是有識之士、企業投錢，要么最終是政府埋單。

他說，政府的科技體制、投入體制是最根本的問題。在基礎研究領域，政府要帶動企業與民間投資，但首要的還是政府投資。諸如引力波、射電望遠鏡這樣周期長、風險大、投入大、初期技術形態不明朗的研究項目，需要國家財政的支持。

他還強調，對于非共識性的基礎研究項目的投入，考驗政府的“功力”。有的項目張三這么說，李四那么說，那你政府怎么支持？徐飛建議，“要有寬容度，要容許失敗”。“基礎研究的特點就是不知道結果，如果都知道結果了，那還叫什么科學呢？”

為了進一步鼓勵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從2015年開始，西南交大一些院系或課題組開始試行對搞基礎研究的老師實行長周期考核甚至免考核的政策，將老師的考核周期拉長。

盡管試點的范圍并不大，且面臨一些爭議，但徐飛對推行此項政策的態度是堅決的。他說，基礎研究的骨頭硬、周期長、風險高、不確定性大，很多東西短時間內出不了成果，所以要給他們相對寬松的考核環境，讓大家能夠更加沉下心來，扎扎實實做基礎研究。

“不能逼教授們做短平快的項目應付考核。”徐飛說。（原標題：校長徐飛：基礎研究應是大學科研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