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和報紙上連續披露了幾起知名大學碩士研究生畢業論文抄襲的事件。有的論文，不僅正文全部抄襲，連文末的“致謝”也捎帶著一并剪貼，甚至導師的姓名都懶得改。與十年、二十年前相比，類似研究生論文抄襲的事件有明顯增多的趨勢，這不禁讓人聯想到時下頗為流行的詞匯——“規矩”。
研究生畢業論文抄襲者，當然不是不懂規矩。他們往往是明知故犯，以規矩為芻狗；心存僥幸，以身試法。但規矩的缺失，在大學中正在成為普遍現象，則是不爭的事實。
規矩可分為硬性的規矩和軟性的規矩兩種。前者一般比較容易體察，比如各種規章制度，甚或機制以及儀式；后者則與文化傳統、文化素養相關，像習俗、習慣，禮節、禮貌，學者風度、書生意氣等等。
雖然硬性的規矩容易體察，但現在看來，執行得并不理想。拿研究生論文抄襲來說，稍正規一點的學校就不應該出現整篇抄襲的情況。因為論文提交前的第一關就是到中國知網上“查重”（檢測重復率）。這一關不過，根本無法提交外審。即便是僥幸過關，還要經過外審，外審后還需要通過預答辯、答辯。這一系列程序，加之導師具體指導過程中的質量監管，任何一個環節稍加把關，都可以避免類似情況的發生。
不僅是一些規章制度沒有得到認真執行，一些以“創新”為名的有關研究生培養的新政策，其負面效應也在實踐中頻頻顯現。比如“導師贊助制”這個“與國際接軌”的政策，當初據說是為了“增加導師責任感”“提高責任心”的。在管理者看來，導師用自己的經費贊助研究生后，既可以起到增加后者收入的作用，減輕學校的負擔。因為補貼出自導師自己的科研經費，自然也會倍加珍惜�，F在看，這個政策不僅根本沒有考慮人文學科和基礎學科的實際狀況，所謂“增加導師責任感”“提高責任心”的預期，也正在事與愿違。現實的情況是，導師出資贊助學生后，讓學生充當自己的雇傭勞動力在政策上變得合法，在心理上也不再有負疚感。由于已經付出了財力這個實實在在的物質，屬于精神層面的“責任感”也就很容易削弱。
由于大學本身過度的行政化，一些本屬于研究生必備的學術規矩，往往通過行政政策的方式來下達，也影響了學生的接受。比如與論文抄襲直接相關的學術規范，很少有大學能夠動員校內有真才實學的知名學者現身說法。講學術規范者，要么是行政人員，要么就是現學現賣者。而稍有學術研究經驗者都知道，學術規范不只是思想道德問題，它同時也是學術訓練的問題。那些偶有抄襲嫌疑的學生，往往是未經訓練而不明就里，不見得都是有意去踩踏學術紅線的。在這個過程中，名家的教導和導師的示范較之簡單的行政灌輸，其作用不知要大多少倍。
直白地說，現在不僅研究生，就是許多研究生導師，對那些中國大學曾經的人文傳統和習慣，行為舉止和風范，即那些軟性的規矩也不甚了了。
當然，人文傳統、習慣和行為舉止也并非一成不變，但基本的原則、基本做派還是一致的。作為大學里的從業者，至少應該盡量地溫文爾雅吧。
《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里記載了這樣一件事。上世紀50年代，胡適去臺灣講學。臺灣當地的學生叫他“胡適先生”。胡適聽后喃喃道：“‘胡適先生’，也好，也好。”他的意思是，按照中國傳統的習俗，即便加上尊稱亦不應直呼前輩的大名，即應該稱“胡適之先生”，但稱“胡適先生”也能接受。
可是，我們當下的研究生就未必然也了。見人叫“老師”自然沒有問題，可是在正式的學位論文里也處處稱“老師”就顯得比較奇怪了。最近研究生復試，有位考生稱馮友蘭為“老師”就把本人嚇了一跳：“馮先生怎么會有‘90后’的學生？”
軟性的規矩一般是通過兩個途徑習得的。一是來自老師（或導師）的熏陶，一是自己從前輩所著之書、所撰之回憶文章中體味和悟得。隨著老輩學者的日漸稀少，前一種途徑已經變得可遇而不可求了。那么，讀一些相關的著述，即所謂的“閑書”，知曉一些早年大學的歷史和學人、學校的軼事，就顯得不可或缺。
對大學及其文化傳承而言，軟性的規矩比硬性的規矩更難保持，卻更為重要。
中國-博士人才網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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