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10年前，中國人民大學顧海兵教授通過對中國知名度較高的17所大學進行調查與統計分析，得出了中國大學的“近親繁殖”程度平均要比海外高5倍的結果，從而引起教育界和社會的高度關注。10年來，圍繞規避“近親繁殖”，教育部和高校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這一現象。但是，雖然大學“近親繁殖”程度在量化指標上有所改善，但其存在的阻礙學科、學術健康發展的因素卻并沒有因此減少，且變得更加復雜。顯然，大學校園的“近親繁殖”正在異化出另外一些現象。那么，這些現象是什么？又該如何防治？本文作者的解讀具有一定的啟發意義。

大學校園內的“近親繁殖”，現實遠比想象復雜

關于大學校園內的“近親繁殖”，目前比較通用的說法是，“本校畢業生留校任教的現象”。當然，還有一些比較嚴重的“近親繁殖”：從助教到教授，從普通教師到學科帶頭人，都幾乎清一色地畢業于本校”，“三代同堂”“四代同堂”、甚至“五代同堂”；某一院系、學科存在著一些彼此有著某種學緣關系的教師，他們要么畢業于同一所學校、同一個院系，要么來自于同一師門。這一現象之所以會成為問題，在于其可造成大學學緣結構單一，教師之間缺乏競爭滋生惰性，學術研究的視野封閉僵化，學術創新力由于生輩對師輩的奉迎而受到抑制，等等。基于此，人們拿動植物近親繁殖造成物種退化這一生物學事實來描述這一現象，并呼吁大學師資隊伍建設要“遠緣雜交”“異緣雜交”。

在我國越是名校、研究型大學，“近親繁殖”就越成問題。近年來國內一些名牌院校雖然通過限制本校畢業生留校、吸納歸國留學生等措施，使“近親繁殖”的比例從上世紀90年代初的約80%降到目前的50%左右（根據2009年至2014年的幾篇實證性研究報告，我國知名高校在上世紀90年代末的“近親繁殖”率為80%以上，而近幾年的統計值最高為68.7%，最低為46.5%）。但這個比例無疑仍然是偏高的，因為，無論是哈佛、劍橋這些老牌世界名校，還是像香港科技大學、韓國浦項科技大學這些建校不到50年就躋身世界大學排行榜前列的后起之秀，其“近親繁殖”的比例都很低，有的甚至連2%都不到。

那么，大學“近親繁殖”是如何形成的呢？除了常被提及的因為接收本校畢業生造成“留校型”的近親繁殖之外，其實還有近幾年才開始露出苗頭的“培養型”和“引進型”。前者是指大學普遍實施的“本碩連讀”或“本碩博連讀”的人才培養模式，造成這些后來成為大學師資的學生自我“近親繁殖”，這也就是說，他們的本科、碩士甚或博士階段都是在同一學校、同一院系完成的，聽同一老師的課，按同一模式接受培養和教育的；后者則是由于聘用了與本校有學緣關系的求職者，如一些博士畢業生規避學校“原則上不接受本校畢業生留校”的政策，離開母校經過短短一兩年的博士后或國外訪學階段后，再返回母校從事教學科研工作。

其實，現實中大學存在的“近親繁殖”要遠比上述的解釋復雜得多。比如，某一學科“大佬”，以學科建設或科研團隊建設為名，憑自己的興趣和偏好，招納自己的弟子、熟人、朋友，他們的知識結構、學術風格相似，研究范式和思路雷同，如此這樣，便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與以上三種“近親繁殖”相似的效果——形成學術上的“嫡系部隊”。這種類似“嫁接型”的近親繁殖，在大學校園里更難以察覺，也最為普遍。

“近親繁殖”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其背后的學術特權

隨著我國大學選聘師資空間和范圍的擴大，在量和比例上對“近親繁殖”進行控制已不困難，但要指望以此來完全杜絕“近親繁殖”卻是不可能。因為，不論是某個人，還是某個團隊或組織，從其本性上來講，都有著不同程度的自我繁衍傾向。需補充說明的是，“近親繁殖”并不總是壞的，在某種情況下有利于增強研究團隊的凝聚力、傳承優良學術傳統，以及形成學科特色。從國內外的一些實證性研究來看，也并沒有得出“近親繁殖”一定會帶來學術產出下降的結論。

這至少說明，大學“近親繁殖”并沒有那么可怕。但問題是，為什么這一現象至今還引起公眾普遍的擔憂呢？其實，相對于大學領導人擔心的大學學緣結構、學術多樣性，廣大普通教師們耿耿于懷的卻是與“近親繁殖”相伴的、很可能存在暗箱操作和違規出牌的“學術圈子”，而這恰恰是“近親繁殖”進一步復雜化的產物。如有媒體曾披露了一個很典型的案例：一位年輕有為的研究人員之所以在其工作整整8年后職稱仍然“紋絲不動”，其原因并不差在學術成果這種硬件上，而是差在不是那種能夠扯上關系的“圈內人”這種軟件上。

與古代官場上存在幫派、裙帶關系的圈子文化類似，這種學術圈子里都有一個“靈魂人物”，他們要么是身兼處長、院長、主任等行政職務的“官教授”，要么是同時擁有學科帶頭人、會長、理事長、主編等頭銜的“學術大牛”。在大學校園里，他們也是廣大師生眼中的“強勢教授”，學術、行政兩方面通吃，社會活動能力很強。為了快速累積自己的影響力，擴充自己的勢力，他們要么把主要包括自己弟子在內的“近親者”網羅在其周圍，充當自己學術觀點的“鼓手”、課題和論文的“槍手”、課堂教學的“替手”以及套取科研經費的“二傳手”，要么將他們布點、安插在最能接近學術資源的機構或部門，這樣不僅能近水樓臺先得月，且還可騰出手來專注關系和人脈，以獲取更多的“頭銜”“稱號”以及相應的金錢和地位；而依附在其旗幡之下的一幫人等，之所以趨之若鶩并心甘情愿為其服務，就在于大樹底下好乘涼，遇事能有人照應。

這種學術圈子圈得久了，不僅會弱化競爭，還會滋生狹隘、自我錯覺和自我膨脹，成為排斥異見、異己的“學術山頭”。如果這種圈子再連著圈子、圈子再套著圈子，就會在校內形成有幾位或十幾位所謂的“學術大咖”把持、霸占學術資源的利益圈子。他們各懷用心，相互利用，往往以專家評審、專家會審的名義，掌握甚至壟斷了校內的職稱職務晉升、科研項目、榮譽稱號等學術資源的評審權和分配權。

這種“強勢教授”也是“特權教授”。他們的所作所為，實際上耍弄的就是那種“由個人或少數人說了算”的學術特權。為了擁有其他多數人都不能有的學術特權，突出自己的比較優勢，單打獨斗的力量肯定不夠，就要拉圈子，而要組成圈子，網羅一幫“近親者”一定是必不可少。因為，“近親者”最聽話，用著也最順手，也最容易為自己拉抬聲勢。在這個圈子中，有著很強自我繁衍傾向的“強勢教授”們如果得不到有效制衡，就必定演變成實際上的學術特權，甚至是赤裸裸的學術霸權。這也表明，學術特權是“近親繁殖”的一個發展源頭，更是“近親繁殖”加重化、復雜化的一個重要推手。如每年畢業研究生是否能夠留校，往往并不單純由學生的個人素質決定，而由其導師是否“強勢”決定。越是“強勢”的導師，其學生留校的可能性就越大，其留校的學生就越多。

防“近親繁殖”，反學術特權是根本

如果說“近親繁殖”影響的是大學的未來，那么，與其有著割不斷關系的學術圈子及其滋生的學術特權，則是大學當下面臨的最現實的威脅，也是最需要我們警惕的。我們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學術特權，因為它才是摧毀大學學科及學術發展根基的致命傷。

現在，大家幾乎一邊倒地指責大學的行政化，對行政權力干涉學術權力的現象抱有怨言，其實，在大學校園里還普遍存在著一些熱衷搞學術特權的“特權教授”們，他們同樣需要我們留意和擔憂。他們憑著手中掌握的一幫擁躉的籌碼和所謂的“學術資本”，打著學術自治、學術自由的旗號，濫用學術權力，肆意干涉甚至綁架學校的正常管理，如抵消學校聘用可能威脅其地位的外來學術能人的努力，等等，使學校推行的旨在構建健康、公正的學術治理環境的努力最終要么偃旗息鼓，要么改弦更張；另一方面，它還對學術的行政化、等級化推波助瀾，嚴重影響著大學乃至整個學術界的學術生態，使大學的學術組織尤其是基礎學術組織喪失糾偏、自凈的功能，要么淪為擺設，要么成為學術資源不當分配“合理化”“合法化”的工具。而且，這種學術特權往往以一種集體、組織的面目出現，讓那些受到不公正對待的教師們有苦無處訴。而這無疑又會挫傷廣大一線教師的工作積極性，或萌生“老實人肯定吃虧、不鉆營就會被邊緣化”的投機心理。

當前，在大學校園內“構建富有效率、更加開放的體制機制”“大力激發創新活力”已成為國家“兩個一流”建設的重要政策指向，這意味著我們要防治的“近親繁殖”，顯然不能只是簡單地防范“留校任教者”，而是要致力于建立一個學緣結構多元化的師資隊伍，一個開放、公正且充滿活力的教學科研環境。對此，目前比較容易的做法就是除了繼續實施“控制本校畢業生留校任教制度”“連讀培養比例控制制度”之外，對于一些“有理由的例外者”，為了防止其學術能力在招聘或招考過程中基于私人關系被高估或得到不正當的照顧，就要相對提高他們的學術標準，并通過嚴格選拔程序剔除其中的非學術因素。另外，還可以參照德國大學的做法，即任何人要想晉升教授，無論如何都必須至少在其博士畢業之后更換過一次學校，從而使高校教師的流動成為絕對的強制性標準。

對于“近親繁殖”背后的學術圈子和學術特權，我們要在充分發揮大學學術委員會職能的同時，在每個院系等基層學術單位內部都建立起一套包括普通教師都能無障礙參加的民主的討論與協商機制，確立明確可行的學術行規，以抑制學術特權的產生；同時，通過在體制上逐步取消“雙肩挑”、實行院校兩級及職能機構負責人職業化等手段和措施，清除附著在各種職務、頭銜上面的那些公開的或隱性的學術特權，這樣既可以防止學術地位和行政權力之間的利益“通兌”，同時還可以鏟除繁殖“近親”、聚攏“圈子”的生存土壤。（作者：羅志敏 系云南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