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把在某些期刊上發表文章與金錢獎勵相掛鉤，就會造成扭曲。

Randy W. Schekman

“無論在什么地方，如果你的科研做得更加成功，就應該得到更多工資，這很自然。但如果把在某些期刊上發表文章與金錢獎勵相掛鉤，就會造成扭曲。”近日，蘭迪·謝克曼（Randy W. Schekman）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接受《中國科學報》記者采訪時說。

謝克曼現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從事細胞生物學研究，同時擔任生命科學類開放獲取期刊eLife主編。2013年，他與另一位美國科學家詹姆斯·羅斯曼 （James Rothman）以及德國科學家托馬斯·聚德霍夫（Thomas C. Südhof）共同斬獲當年的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的研究揭示了細胞如何組織其轉運系統——“囊泡轉運”的奧秘。

當天，謝克曼在生物物理所參加膜動態生物物理學會議、作學術報告。他很隨和地表示愿意接受記者采訪。“獲得諾獎之后，我經常會收到很多善意的邀請、經常接 受采訪、經常旅行。”他說，“我不是個擅長拒絕的人，而且我喜歡表達自己的看法，總會有人愿意傾聽，我希望盡我所能讓事情朝著更加積極的方向改變。”

據了解，除了生物物理所之外，他此次為期兩周的中國之旅還包括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東南大學、成都大學、香港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作報告。由于緊張的日 程安排，加上長途旅行的疲憊，透過鼻梁上的橢圓形眼鏡，記者看到他眼睛中布滿了血絲。不過，這并沒有影響他對當前科研評價體系等問題的“犀利”看法。

“影響因子對知識含金量沒有意義”

在很多人眼里，謝克曼是個非常有個性的人。2013年12月19日，在參與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一周之后，謝克曼曾在英國《衛報》撰文稱，他所在的實驗室將不會繼續在CNS（《細胞》《自然》《科學》三大期刊）發表文章。他的決定隨即在科學界引起或支持、或質疑的議論。

對此，謝克曼在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坦言，選擇那個時候說那番話“當然是為了得到公眾的關注”。“當然，那些所謂的頂級期刊的問題并不是它們不發表重要文章，而是作為其商業計劃的一部分，它們發表的文章往往非常具有選擇性。”他說。

“盡管這些期刊中的大多數文章是漂亮、翔實、可靠以及可重復的，但還有很多文章并非如此，它們華而不實。”謝克曼說，“這在部分上是因為它們對發表的成果有很多要求，一些人為了發表文章會迎合那些要求，有時甚至會不惜為此走捷徑，進行學術欺騙。”

在他看來，那些頂級期刊只是“商業計劃”的一部分。“他們的確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建立了非常具有影響力的品牌，以至于在很多地方，在這些期刊上發表文章被看作是衡量成就的標準，人們會以此為基礎得到晉升或提高薪資，從而導致對知識評估的扭曲。”

在他看來，科學界另外一個被扭曲的地方就是學術期刊的影響因子，它對人們如何評價知識與學問產生了可怕的影響。“影響因子的高低對知識含金量并沒有任何意 義。”謝克曼說，“實際上，影響因子是數十年前圖書管理員為了決定其所在機構應該訂閱哪些期刊而設立的，其目的從來不是為了衡量知識價值。”

事實上，對影響因子的過度重視會形成惡性循環。謝克曼表示，有很多原因可以證明，其中之一就是影響因子的評價是以兩年的時間窗為間隔，但一般情況下最重要 的發現很多時候并不會立即得到認可，而是在發表很長時間后才會讓人們認識到其價值所在。但如果影響因子評價時間窗為兩年，且期刊以此作為參考，那么它們就 會尋找那些能夠產生即刻效應的文章，而不會去尋找那些具有深遠影響的研究。

“在獲得諾獎之前，我已經對此深惡痛絕。”謝克曼說。他曾擔任PNAS（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的主編，在5年任職期內，他越來越感覺到這種傾向對科學 的嚴重扭曲。“人們會通過一個期刊的影響因子決定其價值，也會通過科學家發表論文的期刊決定他們的價值，即便對于美國最好的科學家也要通過這種方式加以衡 量，這讓我感到越來越沮喪。”

“我不信任他們的判斷”

“頂級期刊之所以能夠成功，部分原因是它們聘用了一些不再活躍的科學家做職業編輯，他們的任務是銷售雜志。”謝克曼說，“當然，與此相對，還有一些期刊是由活躍的學者運行，他們的目標不是銷售雜志，而是促進科學發展。”

因此，2011年，當謝克曼受邀擔任生命科學新建期刊eLife（該刊由英國惠康基金會、德國馬普學會以及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資助）主編之后，就 決定賦予該刊全新的面貌：不參照影響因子。謝克曼說：“實際上，幾乎所有期刊都會引用商業公司湯森路透的影響因子排名榜，但我們不打算采用那一套。”

然而，湯森路透卻開始收集eLife的數據。“我們給他們寫了一封信說‘我們對你們的數據排名不感興趣，不會采用你們的數據，請離我們遠一點。’”謝克曼 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但他們卻回信說‘那些都是公共信息，我們愿意這么做。’”“所以，他們強行對我們進行排名，我不知道現在的排名是什么，也不在 乎。我希望更多期刊不去理會那些排名，那些數據毫無意義，人們不該推廣它。”

謝克曼表示，現在eLife發表來自全球的重要研究，并有一套不同于其他期刊的獨特評價體系。“我們的評審人會選擇他們認為有趣的、表達獨特觀點的文章， 然后在網上聊天室進行溝通，決定一篇文章結論是否合理，是否需要進一步修改。最后在一封郵件中向作者說明接下來要做什么，我們的溝通方式不能再透明了。”

據了解，現在eLife已發表了1700篇左右的論文，今年其收稿量預計會超過8000篇。在過去5年中，eLife不僅發表的論文可開放獲取，且不收取 任何發稿費用。謝克曼表示，這種情況從明年開始可能會發生改變，每篇論文可能會收取2500美元的費用，從而可涵蓋部分成本。“這樣的收費大致處于中 檔。”謝克曼說，“比如，《自然—通訊》《細胞通訊》的費用為5000美元。”

謝克曼表示，因為評價體系的原因，eLife在吸引研究生和博士后方面仍存在挑戰。他告訴記者，他的實驗室有一對來自中國上海的年輕夫妻搭檔，兩人都是非 常優秀的科學家，現在已經發表了3篇eLife文章。“我確定他們的成果絕對可以在CNS上發表，但是我不允許。”謝克曼說，“我這名同事告訴我，如果這 樣他將很難在中國找到好工作，因為他在爭取資助方面沒有競爭優勢，中國的評價系統青睞CNS文章作者。”

在吸引研究成果方面，他坦言：“CNS有著巨大的優勢，因為它們有大型商業做后盾，可以獲得巨資支持，比如愛思唯爾的銷售就達數十億美元，它們的投資利益在于銷售雜志，它們還會繼續成功。”

“對eLife來說，我們已經做得比較好，但其他很多學會期刊的收稿量卻在日益減少。”謝克曼說，因為商業期刊也會發表重要的文章，從而進一步實現自我推 廣。“問題是，它們如此成功地標榜自己，它們的商業計劃是如此成功，其對市場的操控能力也變得越來越強。因此，生物醫藥行業的文獻日益被那些職業編輯接 管，這不利于知識發展。坦白說，我不信任他們的判斷。”

科研評價應摒棄“懶人做法”

如果科研機構和高校不采用頂級期刊或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標準，那么應該如何評估科研成果的價值呢？謝克曼認為，這要根據情況來定。

“研究人員為了評職稱或升級進行考評時，應該設置一個委員會對個人進行評估，委員會可以聚焦閱讀數量有限的申請者的高質量論文。”他舉例說，霍華德·休斯 醫學研究所就在這樣做，委員會要求申請人遞交自己在一定時期內發表的5篇最重要的論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也在采用這種方法。

“如果學術職位或是獎學金申請人很多，委員會不可能閱讀他們的全部論文。那么，每個人在其職業初期都應該有一段描述個人成績的話，我們將其稱作‘影響力陳 述’。”謝克曼說，這段話應該寫得非常仔細、慎重、有特點，能概括個人最重要的發現。這樣委員會可以在讀完這些簡要的段落后，挑選出最適宜某個職位的候選 人名單，然后再詳細閱讀短名單中的論文內容。

他舉例說，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評選時，盡管這是非常高級別的榮譽，每個人幾乎都有二三十年的研究生涯，但他們提交的材料也僅僅是兩頁紙。其中一張紙上簡 要說明其職業生涯中最重要的貢獻，另一張紙略微詳細地對細節和亮點做出介紹。不僅對高級科學家如此，對剛邁入科學門檻的青年研究人員也一樣。“當然，在此 過程中誠信非常重要，一旦委員會發現陳述與實際不符，就會將候選人除名。”

此外，他建議，對于高校和科研機構來說，評價個人成績還可以引入外部專家，請評審人給出意見和建議，這樣就不是僅僅依賴CNS文章發表情況來評估候選人。

“不幸的是，現在很多人采用了‘懶人’的方法。譬如他有3篇論文發表在《自然》，他一定很好，而論文內容究竟是什么甚至無關緊要，這非常糟糕。”謝克曼 說，“人們也許會覺得專家評判存在主觀性，這也是影響因子更加吸引人的原因，那樣看起來似乎更加客觀。但實際上，那些數字在本質上是錯誤的。其本質還是個 人在作判斷，很難做到絕對客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