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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溫才妃

相比國外大學研究生入學的申請制，經過國家統一考試招進來的研究生，高校并沒有權力推翻國家統一考試的決定。通過分流淘汰學生的邏輯，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每年的五月、六月，許多大學的研究生和導師們都要為一件事忙碌，那就是中期考核。

日前，西南石油大學實行研究生中期考核分流制，1200多名碩士生、博士生參加了一場“特殊”的考試，校方對他們進行政治思想道德、綜合素質與能力、課程學習、科學研究4個方面的綜合考核，依據考核結果決定其是否進入下一階段的學習。

校方稱，對于考核結果亮黃牌的學生，制訂整改計劃，達到合格要求后再進入論文研究工作階段。考核不合格的，將終止其學習，按研究生學籍管理規定處理。

可以說，這種將中期考核與分流嫁接的機制，并不是什么新鮮事兒。早在多年前，研究生教育分流機制就在華南理工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等多所高校中實行，那么，多年來，它到底能否發揮其宣稱的“分流”作用呢？又對研究生質量起到何種保障？

師生眼中的分流制

談到“中期考核”，不同人眼里有不同的印象。

在研究生小范眼中，中期考核等于一篇抒情散文加上論文進度報告。“前者是感念師恩、匯報課程成績，后者則是把開題報告再簡要復述一下，談一談論文的進展。基本上，只要不出現長期缺課、犯重大錯誤、未完成開題等情況，一般都是走一個過場，導師都會簽字通過。”

而事實上，“走過場”的中期考核有無必要，就連導師們也存疑。

南開大學碩導、副教授高山告訴《中國科學報》記者，由于各專業的進度不一樣，進度快的學生已經發了SCI文章，而有些學生才剛剛完成了調研，甚至有些學生直到第三年才剛剛作出點成績來。“這些情況在中期考核時很難把握，更不用說，在中期考核時把人分流、淘汰出去。”

同樣，在博士生層面，中國農業大學博導、教授李道亮表示，雖然高校在制度上有分流、淘汰等相關規定，但“一般導師都很少運用”。但他同時肯定一種現象，博轉碩、博士生退出的情況，近年來在逐漸增加。“這固然與機制建設分不開，但也與‘90后’自身的品質相關，有些學生吃不了苦，主動提出退出博士生隊伍。”

而在人們看來，阻力最小的直博生（前兩年尚未入博，尚未取得博士生身份），實際上在不同的高校、科研院所中難度參差不齊。

據高山介紹，目前博轉碩推行得較好的是中科院，直博生讀到第四年的，水平較差者按碩士身份畢業。“這種情況大多也是經本人同意，如果本人不同意，也無法強制碩士答辯。大多數情況仍是學生實在讀不下去，自愿放棄博士學位。”

“在北大、清華、中科院等知名高校、科研院所中，博轉碩的壓力相對較小，因為他們的直博生最后以碩士身份畢業，即便無法在學術上取得成就，但在應用方面仍然被公司看中，在社會上尚能夠得到認可；然而，對于一些普通高校的直博生，博轉碩便意味著學位含金量極大縮水，甚至還會被貼上‘失敗者’的標簽。”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育研究院副院長別敦榮說。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發布的《2015年全國研究生招生數據調查報告》顯示，我國碩士研究生整體淘汰率不到5%（其中還包括延期按退學處理的情況），相比較許多教育發達國家高達30%~50%的淘汰率，不可不謂之低。

緣何遭遇“中國難”

研究生分流制在國際上是一項成熟的制度，為何遭遇“中國難”？這是很多人好奇的問題。

別敦榮給記者講了一個親身經歷的故事，從這個故事中可見為什么中外導師都會對不符合畢業要求的研究生“網開一面”。

美國一位著名教授門下的留學生已讀博多年，考慮到留學生離畢業要求的差距，這位美國教授特意留下他多讀了幾年。然而，即便如此，留學生仍然達不到博士的畢業水平。最終，美國教授同意留學生答辯并讓他通過，但對他提出了兩點要求：一是不要承認是自己的學生，二是博士論文不要出版。最后留學生答應了要求，并拿到了博士學位。

這種放水行為，讓別敦榮不甚理解，但美國教授卻告訴他，不這么做，這名留學生回國就無法面對社會、親友。

“對于美國人來說，拿不到學位，個人有能力社會也會被認可；但對于這名留學生，拿不到學位，便意味著這么多年就等于荒廢了。”別敦榮指出，在一個人的命運和教育質量中作選擇的時候，即使是鐵面無私的美國人，也最終選擇了前者。

回過頭來，為什么中期考核實行的分流制會流于形式，也并不難理解。這與我國的用人制度、社會文化密切相關。

別敦榮表示，從社會用人制度上來說，如果讀碩兩年后被淘汰，究竟算作本科生還是研究生，究竟按畢業還是肄業處理都說不清楚。社會用人按學位、學歷開工資、決定身份，沒有讀完碩、博的人在社會上什么也不是。

從社會文化來說，學生被中期分流拿不到學位，被貼上被淘汰者的標簽，學生及其家庭都無法接受，這樣一來，導師、學院、學校誰都不愿意承擔“摧毀一個人命運”的責任，一旦學生走上極端，導師、學校還要承擔不可推卸的責任。

如何才能發揮分流制的效力

說到此，研究生分流制在中國高校到底應不應該執行下去呢？如何才能真正發揮它的效力呢？

對此，專家們各有觀點。

澳大利亞臥龍崗大學博士后研究員喻海良表示，有很多研究生第一學年就是在寢室玩游戲，到畢業的時候完不成學術論文。這也是不少研究生學位論文剽竊的根本原因。而這些學生，在第一學年就應該被學校分流。

據他介紹，在澳大利亞和英國，一般都是在第一學年之后對博士生進行評估，由學生將自己第一年看的文獻、作的研究結果進行展示。由4個老師組成的委員會進行討論。對于少數表現非常不好的學生，則由其第一導師、合作導師協商、上報學校，對博士生進行分流，可能改為碩士研究生畢業。

在他看來，要想發揮分流制的效力，最重要的是在選拔機制上作改革。

據他介紹，澳洲大學一個博士生獎學金崗位，通常有多人申請，導師在人群中選擇一個優秀的人員。由于入學前競爭激烈，因而，通過獲取全額獎學金來澳洲讀博的學生，素質相對而言比較高。當他們獲得崗位后，基本上能動性都比較強。所以，一年以后的分流也相對順利。

而在高山看來，相比國外大學研究生入學的申請制，經過國家統一考試招進來的研究生，高校并沒有權力推翻國家統一考試的決定。“除非是學校自己組織研究生考試，或者是實行‘寬進嚴出’的改革，讓學生考研時沒有付出成本。否則，通過分流淘汰學生的邏輯，事實上是行不通的。”

他補充說，在中國，考試制度很難動搖，“就像高考，誰動誰死”。但是研究生統一考試動不了，分數線卻可以向下調整。比如，增加招生名額，一個學院招50名碩士生，入學時降低分數線招60人，最后讓50人畢業。“降低分數線最后被分流、淘汰，起碼在人的心理上能夠接受，也相對公平。”

記者手記

實行分流制不應操之過急

學習、借鑒國外高校成熟的教育制度，一直是國內很多高校人士的呼聲，但有時候“南橘北枳”難免“水土不服”。

隨著2015年初教育部發布《關于改進和加強研究生課程建設的意見》要求對不合格的研究生，進行分流甚至淘汰；2016年2月劉延東副總理強調研究生建立分流退出制度。我們看見越來越多的高校，在研究生分流、淘汰機制上有所動作。這的確是一件好事，“好”在我們看到了提高研究生培養質量的希望。然而，這件好事背后卻存在諸多不易。

正如在采訪中一位專家所述，研究生分流制是搞質量控制的部門關心的事，但是到了學生管理部門、教學管理部門卻實行不了，盡管導師們認可這項制度，但是普遍存在一種“別人的學生可以被分流、淘汰，我的學生不能分流、淘汰”的心態。

一項理想的制度，在現實條件無法企及的情況下，過度地追求它的效力，無異于緣木求魚。對于中國高校，眼下可行的辦法，依然是讓不符合畢業要求的研究生延期畢業，讓他們通過時間去彌補知識、能力上的不足。分流、淘汰應當在社會用人制度更加科學、文化包容程度更高的情況下循序漸進，不應操之過急。

但愿上級主管部門，不把研究生分流、淘汰率作為考核研究生質量的一項硬性指標，否則很難說不會出現為了制度而造假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