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die López-Honorato說：“當你沒有經費時，會感覺到壓力。當你有了經費時，同樣會壓力重重。”圖片來源：Alejandro Cartagena for Nature

Martin Tingley有點想放棄。那是2014年的深秋，他剛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擔任助理教授一年多。在看望完波士頓的妻子后，Tingley正驅車回家，而這要花費他8個小時。Tingley感覺自己壓力重重、疲憊不堪，幾近潸然淚下。當一輛輛車在凌晨的夜色中呼嘯而過，車燈讓他產生了一種超現實的感覺：仿佛置身于視頻游戲。

通常，Tingley覺得自己是一個“非常恬淡寡欲的人”，同時事業進展得還算順利。他在哈佛大學完成了統計學的碩士學位和地球科學的博士學位。有了這些，再加上4年的博士后經歷，Tingley獲得了稀有的終身教職職位。他原以為自己很快將成功地把統計學和氣候科學結合起來，從而產生資助機構聲稱想看到的交叉學科研究。

但事實上，科研生活要艱難得多。Tingley發現自己每周要花60～80個小時教課和搞科研。他的啟動資金已經用完，但還未獲得大型資助。同時，根據美國科研界常見的做法，Tingley所在高校將不會為其支付暑期3個月的薪水。由于妻子沒能搬過來和他一起住，Tingley只好在周末疲憊地往返于兩地。看上去，Tingley背負的壓力已經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一些事情必須得放棄。

Tingley是對科研生活深感沮喪的眾多年輕科學家之一。今年8月，《自然》雜志在臉譜網上發了一個帖子，讓正在開始第一份獨立工作的科學家講述他們面臨的挑戰。隨之而來的是一片哀鴻聲。在一周的時間里，來自世界各地的近300位科學家坦誠地表達了他們的擔憂。“我看到很多同事離婚，變得筋疲力盡或者放棄科研，而我現在也很疲憊。”來自比利時的一名生物醫學研究人員寫道。《自然》雜志選取了3位年輕研究人員，聽他們講述科研生活中那些最常見的挫折。

為獲取資助而戰

和很多剛做了一年的助理教授一樣，Tingley立馬感受到了在頂級期刊上發表文章、吸引資助和學生以及在課堂上創新的壓力。他還知道，從學校獲得的約20萬美元啟動資金將不會持續太久，因此向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申請了資助。Tingley說，這一過程“令人心碎”。

有一次，他同合作者、亞利桑那大學有機地球化學家Jessica Tierney就過去海水表面溫度的指示物提交了一份研究計劃。在第一輪評審中，雖然申請書得到兩個“優秀”和 兩個“很好”的評分，但仍未獲得資助。兩人被鼓勵重新提交研究計劃，而他們也照做了。在下一輪中，申請書的得分更差。“部分責任在我。我太失敗了。”Tingley說。不過，此事反映了年輕科學家在試圖開始獲得研究項目時面臨的挫折。

的確，對《自然》雜志作出回應的科學家的看法揭示了年齡造成的差異：很多人感覺，現在的資深研究人員在科研界經歷著更加舒適的發展軌跡，并且擁有競爭優勢。

2014年12月，在經歷了車上最糟糕的時刻后不久，Tingley和妻子到澳大利亞和印度尼西亞旅行了1個月。第二個月，他回到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并再次感受到冬日的寒意。走在校園中，Tingley感覺自己的腦袋正在撞擊低沉的云層。他知道，大部分時間將被教授兩門高級課程“吸走”，因此留給科研的時間很少。同時，他又要開始令人疲憊的周末通勤去看望妻子。如果不能很快獲得資助，暑期薪水也將泡湯。“我和妻子都意識到，這不是一種可持續的生活方式。”Tingley說。

為此，他開始在深夜上網搜索，并且在今年3月發現了一份完美的招聘公告。位于悉尼的澳大利亞保險集團正招聘在氣象學、統計學和氣候方面有經驗的人。2個月后，Tingley開始在那里工作，而妻子也很輕松地在新南威爾士大學謀到了一個職位。如今，作為資深研究分析師，Tingley負責對灌叢火災、旋風和其他風暴造成的風險進行建模和量化。當然，這種跨越大陸的舉動并非輕而易舉。作為進入私營部門的年輕研究人員，Tingley不得不再次重新證明自己。

內部壓力

2012年3月，材料學家Eddie López-Honorato在墨西哥國立理工學院高等研究中心開始了自己的事業。然而，在過去的兩個月里，López-Honorato說，他平均每晚只睡4個小時。在López-Honorato看來，自己和那些事業剛剛起步的研究人員正“處于孩子和伴侶在家里最需要我們的時候”。目前，他的第二個孩子剛8個月大。

López-Honorato一直在掙扎自己是否有正當的理由抱怨，并且知道壓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生的。這是一個讓很多年輕研究人員糾結的問題——當你是那種為自己設定目標的人，便會時常問自己何時才能擁有足夠的經費、學生或者論文？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認知科學家Philip Guo在2014年的一篇博客中描述了學術界人士如何經常感覺自己處在一臺速度不斷加快的跑步機上。Guo寫道，他非常清楚“自己被寄予了何種以及多高的期望”。作為學者，他們要教課、提供建議、搞科研、撰寫基金項目，并且為院系、學校和學術界提供支持。然而，“這些工作來源對于彼此并不了解，也互不關心”。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著名生物化學家、美國國家科學院前任院長Bruce Alberts強調年輕研究人員需要兩種大型資助：一種支付他們的薪水，另一種為研究項目提供支撐。“對于年輕人來說，這是一種可怕的壓力。他們怎么可能在所有事情上都表現得很優秀？激勵機制完全是錯誤的。”

今年，López-Honorato試圖降低自己的期望，只申請了一個行業基金項目（2012年申請了7個），為的是能按時回家和自己的孩子一起玩。不過，這種內部的壓力最難平息。“我們想做得最好——這也是為何我們能擁有現在的工作。雖然這是一種個人的壓力，但想要消除非常困難。”López-Honorato說。

沒有時間思考

計算一直吸引著Felienne Hermans。10歲時，Hermans便自學了編程。她在大學里專攻計算機科學，并在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在那里，她將軟件工程方法應用到電子數據表中，從而使會計或生物學家等終端用戶有了維護及注釋數據的更好方法。這項創新性的工作為Hermans贏得了發表頂級會議論文的機會。當一個終身教職崗位對她所在的研究小組開放時，Hermans詢問自己能否申請。她擊敗了內部和外部候選人，在2013年3月成為獨立教授。當時，Hermans只有28歲。

然而，兩年后，她感覺不知所措。Hermans肩負了多種責任：管理兩名研究生和一名博士后，為授課作準備，并且經常收到似乎無休止的為期刊和同事評審論文的“服務”請求。在電子表格方面開展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說已經走到了盡頭，因此她想轉向更加刺激的研究領域。不過，發表文章的壓力持續困擾著Hermans。雖然她的工作時間形式上有40%被分給教學、40%分給科研、20%分給學術服務，但現實情況是科研應當勝過其他一切。“發表4篇論文總是要比3篇好，5篇又要比4篇好。”Hermans說。

在她看來，目前科研產出等同于論文發表數量的觀念壓制了所有創新性。“論文只是交流想法和試驗的一種形式。”Hermans期望“能有一個下午望著窗外，好好思考‘下一步要做什么’” 。（宗華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