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行的“銘記光輝歷史，開創強軍偉業——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0周年主題展覽”上，展出的中國第一顆空投原子彈模型（左）和第一顆氫彈模型。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陳劍/攝

與青少年交流時，杜祥琬院士也曾感慨命運安排的神奇。

中學時，一本科學雜志讓他立志探尋宇宙奧秘，卻因為國家需要幾次換專業，“大大的宇宙沒研究成，學了小小的原子核”。為了潛心科研，他兩度辭官，最后恰恰是這段經歷養足了“底氣”，讓他躋身院士行列。

回眸半個多世紀前的那段青蔥歲月，他說，“沒有當年的中學老師，就沒有今天的我”。追憶在“文革”期間遭遇迫害的老師，這位即將邁入耄耋之年的中國工程院原副院長眼中隱然有淚光閃爍。

昔日懷揣夢想的懵懂少年而今已是兩彈功勛、科學大師，當“為中華崛起而讀書”的聲音漸漸淡去，他常常自問：我們這一代人是不是已經落伍了？當年的故事對孩子們還有用嗎？

最終，他自己找到了答案。

那些跟高考、分數看似關系不大的東西，對人的一生產生了深遠影響

八朝古都開封，處處浸潤著文化。1950年至1956年，杜祥琬的中學生活在開封初中和開封高中度過。

中學時代的杜祥琬全面發展，“似乎對每門課都有興趣”。印象最深的則是一群水平高、治學嚴謹的老師。

數學老師韓靜軒，其時已經快50歲了，中等身材，講課時重要的地方總是加重聲音，“甚至跺腳”。一輩子單身的李天心老師教化學，課本往講臺上一放，看也不用看，滾瓜爛熟。

杜祥琬至今清晰地記得當年到李老師家玩，跨入大門時眼前那幕場景帶來的震撼：家里瓶瓶罐罐全是試管、燒瓶一類，儼然一個化學實驗室，“教化學不光是她的職業，更是整個人生”。

來自哈爾濱的郝守勤老師學的是標準莫斯科音。高中畢業時，杜祥琬入選到蘇聯公派留學，當時全國選拔了近600人，按俄語水平考試分數高度分21個班。他一下被分到唯一由俄國老師來教的最高班，“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一個好老師對自己的幫助”。

和今天緊張的中學生活有些不同，杜祥琬的同學們并沒有感受到多少高考的壓力。

課業之外，杜祥琬喜歡單雙杠、引體向上，還愛上了打壘球。古城墻也是少年時代的美好記憶，爬到城墻上去玩兒，敢從城墻上往下跳。開封是鹽堿地，房子地面往上的一段墻經常出現白的硝，杜祥琬和伙伴們刮一點硝、配上碳和其他東西，就可以自己做火藥做炮仗。

普希金的詩，冰心的短篇小說集、鄭振鐸的中國文學史，巴金的《家》《春》《秋》，情節好，意境好，于少年時代的杜祥琬而言，是一種享受，也是一種陶冶。

長篇小說《劉胡蘭》一度讓他看得廢寢忘食，連媽媽叫他吃飯也聽不見，“劉胡蘭‘生的偉大、死的光榮’的英雄形象，讓我開始懂得什么是崇高”。

暑假里抗洪防汛，杜祥琬第一次知道了“懸河”的概念——當時開封城區城墻還沒有黃河的底高，黃河對開封來說是就在頭頂。不用人說教，熱火朝天的集體活動中很自然培養起人的社會責任感。

除了“水”，還有“蝗”。杜祥琬在中學的時候遇到過一次。天本來晴得好好的，突然就黑了，漫天蝗蟲把太陽都給遮住，然后落到莊稼地里，周圍都是咬莊稼的聲音，“真切的感受到人民的苦難就在眼前。”

“中學時代就是要活生生，要朝氣蓬勃。”杜祥琬感慨于今天完全以高考分數為導向的中學教育，學生被考試壓著，而不是被學習興趣所牽引。回首半個多世紀以前的中學生活，“恰恰就是那些跟高考、跟分數看似關系不大的東西，對人的一生產生了深遠影響”。

人需要底氣，這就要靠實際工作的積累，打好基礎，把事做實了，心里就會踏實，處理問題就會沉穩

他兩度請辭的故事更是廣為傳頌，成為急功近利時代的稀缺品。

1975年，在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九所工作了11個年頭的杜祥琬，因為成績突出，領導準備任命他為副所長。

這可急壞了37歲的杜祥琬。

如果當了所領導，就意味著用于科學研究的時間要大為減少。他四處奔走，動員同事為他說情，時任所長的周光召終于同意了他的請求。直到1984年他才被任命為副所長。杜祥琬說：“這為我爭取了9年寶貴的科研時間。”

1987年，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準備任命杜祥琬為副院長，甚至連任命書都已經起草好了。當時剛剛參加國家“863”計劃專家組的杜祥琬就一級一級找領導，還請出王淦昌等老科學家為他說話，“這個副院長我還是不能當，因為國家‘863’計劃得全力投入”。

他再次放棄了提升職務的機會，幾年后成為國家“863”計劃激光技術主題專家組首席科學家，在基層工作的時間又得以延長了7年。直到1993年被任命為中國工程物理研究院副院長。

正是這兩度請辭，杜祥琬帶領團隊先后建立起核實驗診斷理論，改進了核武器的設計，讓我國核武器向小型化、精準化邁進了一大步；“863激光技術”項目在較短時間內，把我國強激光技術的研究推進到國際先進水平。

1997年，杜祥琬當選為中國工程院能源與礦業工程學部院士。院士評審材料中，一半是核武器研究，一半是八六三激光。很多老朋友感嘆：“你要是不辭掉當年那個所長院長，沒有重新組建研究室做具體工作，最后也不可能當上這個院士。”

杜老的孫女而今也是中學生了。在他眼中，今天的青少年一代，見識多，更聰明。

但一個現象同樣引人關注：有時孩子們太過聰明，做一件事，就希望馬上有看得見的收獲、回報，太多的考級、考證，眼前的利益遮住了眺望遠方的眼睛。聰明如何轉化為智慧呢？

“養足底氣才能走得更遠。”杜祥琬至今記得“氫彈之父”于敏的話，要從微觀進入宏觀，才能從宏觀駕馭微觀。人需要底氣，這就要靠實際工作的積累，打好基礎，把事做實了，心里就會踏實，處理問題就會沉穩。

人生動力靠兩個輪子驅動，一個輪子是社會需求，一個輪子是個人興趣

上高中時，一本科學雜志讓杜祥琬立志探求宇宙的奧秘。

閱覽室里，來自蘇聯的期刊《知識就是力量》上登了很多星際、太空知識，把杜祥琬的目光吸引到了地球之外。

遙遠、神秘的星空中到底潛藏著多少秘密？懵懂少年對天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高中畢業時，他報考了當時全國大學中唯一的天文學系——南京大學天文學系。

然而，因國家要在開封選送兩名留蘇預備生，杜祥琬被選中參與培訓。幾年后，到莫斯科工程物理學院攻讀原子核物理專業，“大大的宇宙沒研究成，學了小小的原子核”。

都說“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如何看待個人興趣、專業選擇、人生事業的關系，杜祥琬有一套自己的理論。

“興趣服從需要，需要產生興趣。”杜祥琬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從天文轉到數學力學，從數學力學轉到核物理，再到后來轉向激光，數易專業。首先是個人的興趣服從了國家、民族和社會的需要；同時，在國家需要的學習和研究中，鉆研進去才發現，這些新知識、新領域、新課題是那么富有挑戰性，解決以后巨大的成就感，讓人感到是一種享受。

杜祥琬將人生動力比喻為兩個輪子，一個輪子是社會需求，一個輪子是個人興趣。需求好像是個前輪拉著你走，興趣好像是個后輪，推著你走，“兩個輪子一起轉動起來，才會有更強勁的力量”。

在四川綿陽科學城，隨處可見令人肅然起敬的十個大字：鑄國家基石，做民族脊梁。對于曾在科學城奮戰半生的杜祥琬來說，那是他堅守一世的信念。“人活在世界上當然要有物質基礎，但一定要有精神支柱，有家國情懷，這是我一輩子的體驗。”

1958年，國家決定發展核武器，因為工程的隱秘性和特殊性，直到整整40年后，隨著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的頒發，一群國家和民族的英雄才為世人所知。“我們這一撥兒人就是要獻身的。美國有這么一撥兒人，俄羅斯也有這么一撥兒人，一個國家沒有這么一撥兒人是不行的。”

他堅信，無論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會有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的價值觀。選擇什么樣的價值觀，永遠是一個人青少年時期必須直面的人生課題，“個人成長融入國家命運方有大成”。這位在古稀之年轉向主持國家能源戰略和應對氣候變化咨詢的院士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命題，一代人有一代的使命。中華民族崛起了，但可持續發展正成為新的時代命題，希望就在青年身上。“我毫不懷疑，中華民族的每一代人中，總會有人選擇崇高，為國家、民族、社會無悔奉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