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躍

郝躍

1958年3月生于重慶市，1982年畢業于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半導體物理與器件專業，1991年在西安交通大學計算數學專業獲博士學位�，F為國際IEEE學會高級會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信息科學部主任，國家中長期規劃綱要“核心電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和基礎軟件產品”科技重大專項技術副總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電子科學與技術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九三學社陜西省十三屆主任委員。

2010年榮獲“何梁何利”科學技術獎。2013年11月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如果沒有1977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再推遲幾年，或許我就扎根西雙版納了……

每當記憶長河中高考經歷的波瀾蕩起，多年前頭頂那方彩云之南綴滿星的夜空便浮現在腦海，明亮，深遠……

每個人的生涯始終都與一個國家的命運緊密相連。

恢復高考，是國家當年從失常走向正常、從禁錮走向開放、從停滯走向發展的關鍵一步。高考不僅給青年一代帶來了希望與實際意義上的未來，而且改變了社會價值觀，促成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巨變。

當年，同學們對知識的渴求程度無以復加，要將逝去的時間奪回來，學好知識技能，為千瘡百孔、百廢待興的祖國添磚加瓦，成為邁入象牙塔的青年人心中最強烈的精神信念！

“5分+綿羊”少年

與一捆沒人要的數理化書

我祖籍安徽淮北阜陽，一個不富裕的地方；我出生在重慶，在重慶長大。

我的個人成長經歷受到家庭的影響很大。我父親是一名軍人，從老家出來當兵打天下，他沒多少文化，但人生經歷卻告訴他知識的重要性，所以對我要求很嚴格；我媽媽上過學，是學地質的，后來又在地質學校工作，對我和兩個妹妹的教育十分重視。

我們這一代人的命運是始終與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的。“文革”期間，父母都受到沖擊，父親被打成“走資派”，母親也常常被批斗，關牛棚。整整十年，沒有人照顧我們，沒有人與我們交流，也沒有人教育我們，只有我和兩個妹妹在家。所幸的是，家里有整整一屋子的書。

這就是我的少年時代，所有的時間和空間、多少個夜晚，都是這些書陪伴著我們度過的。

特殊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環境、特殊的成長經歷，塑造了我從小的性格，就是“5分+綿羊”類型——學習很好、從不造反，看書寫日記，把精力都放在讀書上。喜歡讀書，喜歡學術，這種思想從小就扎根在我頭腦里了。父母雖然受到過沖擊，但對我們的黨忠貞不渝，這種世界觀對我影響很深。

1974年我高中畢業后，因年齡小而無法進入工廠，不過我自初中起就癡迷無線電，于是在學校義務當起了電工，修理發電機、電動機、汽車電子器件……

本想等年齡夠了就去務工，然而，歷史再一次調轉了我人生的船頭——那一年，我也成為浩浩蕩蕩的知識青年一員，下鄉走入了云南昆明半山區的農村。

過了一年左右，我便當上了知青生產隊的隊長。原因很簡單，因為同去的80多人大都初中畢業，高中生很少。大隊支書說：你文化水平高，那你就當隊長吧。這個隊長當得稀里糊涂的，不是我自己主動爭取的。

農村異常艱苦的生活與高強度的勞動，對一個人意志的磨練是嚴酷的。在繁重的勞動鍛煉中，我經受著不曾有過的洗禮，這也使我的“綿羊”性格慢慢地發生了改變。

有一件事，至今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也許這就是天意吧。

我下鄉那個大隊，當時有一個圖書閱覽室，隊里準備把它改造成倉庫。至于那些藏書，反正沒用了，誰想要誰就去拿。那天白天的時候我有別的事，沒去拿書，等到晚上去的時候，發現所有書柜都被翻過了，尤其是像《歐陽海之歌》《金光大道》《解放軍文藝》等小說、雜志，被拿得精光，唯獨剩下的就是臺子上的數理化書籍，一本都沒動。

當時雖然身在農村，但我讀書的心仍然沒死，看著那堆別人不要的數理化書籍，我每樣都拿了一本，用草繩隨意一捆，拎回當知青時的家里，順手丟進了床下的箱子。

未曾想到，這捆書日后竟會派上大用場。

在云南的農村，勞動之余，最愜意的莫過于仰望頭頂的天高云淡，尤其一入夜，伸手就好像能摘到星辰！就這樣，我在不安與期待中懵懵懂懂地度著日子……

1976年，我隨著青年大軍招工，被招到西雙版納的地質隊，當起勘探工人。沒過多久，又因電工基礎扎實，被調到地質大隊去當電工。

其間，我還參加過西雙版納景洪縣“電工大比武”，就是踩著登高板登電線桿，看誰快。那時的我樂在其中。

爭分奪秒，把丟失的時間奪回來

令人記憶猶新的是，當1977年10月21日聽到公布高考恢復的消息，“我要上學”的念頭竟如此強烈！自己一夜之間好像變成了高玉寶。

距離12月10日開始考試，僅有40多天備考，必須與時間賽跑！

我突然記起了從插隊農村帶來的那捆數理化書籍。因為“文革”快10年了，讀書無用論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這時候很多人想復習高考，卻找不到資料，我的這套不到10公分高的鉛字書，竟成了當時高價也買不來的寶貝。

那時候，白天堅持工作，因剛出《毛選》五卷，所有地質隊員們晚上沖涼后要拿著板凳去參加集體學習。當年地質隊員住的是用兩米高席子一間間隔開、房頂一排相通的茅草棚宿舍，為了不影響別人，我也不敢開燈，只有等別人都休息了，大約每晚9點半以后，才點起煤油燈，繼續學習文化課到凌晨兩三點鐘。

恢復高考時，積壓了十幾年的青年至少有幾千萬人。考大學最直接、最迅速地點燃了許多人心中的火把，由此也注定高考是一條嚴酷的羊腸小徑。

當時我們地質系統有300多人去考大學，考上的就兩個人，我就是其中之一。

這段經歷告訴我，無論在什么環境下，一個人只要堅持自己的信念，總會有好的結果。

學在西電，做一顆祖國的螺絲釘

以自己的高考成績，當時的我確實可以選擇像清華這樣的學校，但是那是一個政治掛帥的年代，年輕人心中充滿了對革命的向往，當時就覺得陜西延安是革命圣地，而西安離延安不遠，再看看這個學校的介紹，還是所軍校，而且專業又是我喜歡的半導體——

就是這些簡單、質樸的原因和信念，讓我選擇了西電（原名：西北電訊工程學院）。

到了西電以后，我很快就被這所歷史厚重，對國家、對軍隊和對人民責任感非常強烈的大學所吸引。

1978年2月，剛下火車時迎面襲來的大西北的刺骨寒風，著實給了我這個從熱帶來的20歲南方青年一個“下馬威”。但我心里是火熱的，信念決定了一切——要把丟失的時間奪回來！

在西電爭分奪秒的學習情形，成為了我終身難忘的記憶——

那時經濟改革剛開始，西電常停電，一停電，大家就不約而同點起蠟燭繼續學。遠望去，老大樓、西大樓、東大樓里燭火通明，匯聚成一道道載著知識報國夢的“星河”。周六晚上學校有時會在操場上放電影，一些同學，比如王中林同學（現為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歐洲科學院院士），4年期間沒有看過一場，所有時間都用來學習。

那時，資源匱乏，基礎設施條件很差，很多教材是刻蠟版油印的，聽英語要用總也借不到的笨重的錄音機。同學們的伙食，早上包谷糊糊就咸菜，中午蘿卜白菜，晚上白菜蘿卜，一頓粗糧一頓細糧。

但我覺得這一切都不是困難。我相信自己上山下鄉和當工人的4年經歷沒有白費，我們那代人經歷的種種，就像樣板戲《紅燈記》中李玉和要上刑場時，跟李奶奶講的那句話——有這碗酒墊底，什么樣的酒我都能對付！

西電77級學生都有著一個樸素的理想：畢業后，只要能發揮專業特長，無論戈壁大漠還是深山峻嶺，只要在祖國廣袤的大地上，哪里需要就扎根在哪里。根本不會想太多，就是要做一顆祖國的螺絲釘！愛國奉獻的情懷灌注在了那代人的靈魂里！

1987年，我到了西安交大讀博士研究生，跟隨數學家游兆永先生攻讀計算數學。別人都是先學理后學工，我是反過來讀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我想讀一些在工科方面不可能學到的東西，改變一下自己的思維方式，使自己能夠在邏輯方面更深入一些。在交大期間，導師經常給我講，一定要把基礎打好，科學與哲學是兩個翅膀，缺一不可。至今想起來，這段時期的學習，確實培養了我從事科學研究必備的嚴謹思維。

從走進西電至今，一頭扎進微電子材料和器件的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領域整整40年，破解了一道道難題，但仍然在攀登的路上……

我這一路走來，總體比較順利，但中間的溝坎也比較多，但是都跨過去了！

首先，沒有信念的堅持是很難跨過這些坎的。工作以后，我曾經有機會去某廳任廳長，都下文了，可我選擇了放棄，我離不了微電子，做學問是我的初心；也有別的高校請我去當校長，我也放棄了，西電是成就我的地方，我科研的根在這里，我舍不掉。經得住誘惑，始終堅持自己看準的目標和方向，這是成功所必需的。很多人偏離了自己的發展航道，往往就是因為不能正確對待眼前的各種誘惑，急功近利的思想比較嚴重。

其次，如果想邁向更高的目標，就一定要虛心。在科學的道路上，三人行必有我師，要善于向身邊的人，甚至是自己的對手學習，這是成功的關鍵。只有虛心，學會當學生，愿意俯下身子去真誠地傾聽，才會得到更多的共鳴、認可與支持。如果沒有前輩先生們的全力支持，我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一句話，一個人的品行決定了他發展的高度。

第三，如果想攀登科學的巔峰，就不能關著門自己搞，必須和國際接軌，具備敏銳、獨到的眼光。閉門造車出門不合轍，科學的發展雖然各有差異，但是最高的頂峰往往是在同一個地方。做科研必須走出書齋、走出實驗室，和國際最前沿的科學家交朋友，把成果拿到世界上去比一比，經常到人家那里去看一看，緊隨其后，最終超越。

“微電子不微。”這是我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微電子技術是一個國家核心競爭力的體現，是國家綜合國力的標志。作為科研工作者，必須當好“祖國螺絲釘”，承擔起自己的使命！

恢復高考至今40年過去了，目前在全球化和高等教育國際化水平不斷提高的背景下，通過大力實施國際化辦學路徑實現高水平辦學目標已在當今國內外高等教育界達成共識。而培養人才的國際化視野與培養人才的家國情懷對一流大學而言一樣至關重要。希望今天的各個大學在堅持傳承和弘揚已融入學校血脈的優良傳統的同時，尤其要重視增強學生的國際化視野。具備國際化視野是手段不是目的，要通過具備國際化的眼光與視角，把握世界發展規律與趨勢，有效整合先進理念與先進生產要素于個人具體的工作實踐，服務于個人自身與國家事業的發展，并最終提高自身與國家的全球競爭力。

我的親身經歷讓我深刻感受到，一個人的前途命運與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休戚相關。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國家好，民族好，大家才會好。”

（通訊員吳華、本報記者張行勇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