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
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伴隨著近幾年哲學社會科學的中國特色論的提出和“中國學派”建立的訴求日益高漲，“學術共同體”這個轉借自邁克爾·波蘭尼率先提出、托馬斯·庫恩詳細論證的“科學共同體”的概念也越來越多地被使用。但正像許多入華的外來詞匯的命運一樣，“學術共同體”要么被模糊化，要么被硬性地進行詞義轉換。而后一種現(xiàn)象又可以細分為兩類：一類是理論上的轉換，一類則反映在操作上。
理論上的轉換最明顯的例子是將各級科研院所、大學或學院籠統(tǒng)地稱為“學術共同體”，這也是長期以來科學管理行政化所形成的行政思維的一種表現(xiàn)。
其實，這種行政思維也影響到具體的操作。學術共同體的功能之一是對學者和學術成果進行評鑒。評鑒的方式有多種，最常見也最容易引起社會和公眾關注的是評獎，諾貝爾獎就是范例。
但很多學術管理者卻有意無意地忽視諾貝爾獎所實行的專家提名制。不能說諾貝爾獎評獎委員會的一系列程序中，只有提名制是合理的，但它卻是一個起點，正是這個起點體現(xiàn)出學術共同體的公信力，因而也成為諾貝爾獎本身權威性的保障機制之一。
目前國內政府主導的評獎，基本都采用申報制。表面看，申報者需由兩位專家推薦，似乎也起到了提名的作用。但這兩位專家是由申報者主動聯(lián)系的，是主動敦請或要求對方推薦，而提名制則是在被提名人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完成。
差別仿佛僅在于形式上的“主動”與“被動”，但正是“主動”與“被動”，體現(xiàn)出了完全不同的意義，以及對于學術共同體的認知差異。
作為學術共同體的成員，了解同行的科研成果，并進行客觀的評估，既是責任和義務，也是成為學術共同體一分子的基本條件。學術共同體可以容許其成員不了解同行未經發(fā)表的成果，但無法想象一個共同體的成員會置其他成員已經發(fā)表的、推動學科發(fā)展的優(yōu)秀科研成果于不顧。學術共同體的這個特性決定了采用建立在充分了解同行科研成果的價值基礎之上，通過專業(yè)性對比而擇優(yōu)推薦的提名制的必要和合理。
如果說，“提名”的責任和義務是“學術共同體”題中應有之義的話，提名制在道德層面的價值也許更具普適性。
還是從“主動”與“被動”說起。申報制要求學者主動申報獎項，主動申請、主動找專家推薦、主動填寫表格、主動匯集材料，這的確有利于熟悉行政業(yè)務、鍛煉行政能力，也培養(yǎng)了自信。然而，科學研究并不需要研究之外的能力，或者說，研究之外的能力僅在于錦上添花，并非必須具備，學者也無須在研究之外去彰顯自信。而申報制異化出的諸如“申報專業(yè)戶”“學術活動家”等怪胎，對學術共同體及其生態(tài)的破壞也是有目共睹的。
在近代中國，“進取觀”是作為現(xiàn)代性的一部分加以提倡的，它主要是針對傳統(tǒng)農耕社會的“聽天由命”意識，其時代價值再怎么張揚也不過分。但自從實行市場經濟以后，兼顧“公德”與“私德”的現(xiàn)代競爭觀念逐漸為商業(yè)意識所取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就是一例。現(xiàn)在什么東西都要到處吆喝，爭先恐后，惟恐落伍，恨不得把所有的“巷子”都填平成為拍賣場。學術也不甘寂寞，自我表彰、過分吹捧成了一種時尚，而申報制也在助長這種“時尚”。
既然是主動申報獎項，當然希望獲獎，但名額有限，不可能人皆如愿，而按照商業(yè)邏輯自然就要抑制同行，以便突出自己。這也牽涉到申報制演化出的一大特點——粉飾。簡言之，它不僅讓學術包裝越來越華麗，也讓爭取（或爭奪）獎項等學術以外的追逐涂上了“學術”的脂粉，裝扮成了一種貌似學術的行為。
不過，一個整天惦記著能否獲獎的人是很難灑脫起來的。在這一點上，提名制正好提供了相反的例證。我們經常可以聽（看）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接到瑞典皇家科學院秘書通報獲獎消息的電話時的驚訝表情和充滿童心的表現(xiàn)的有關報道。這樣多彩的人性光輝是不可能出現(xiàn)在戚戚于失的申報人身上的。
提名制不僅鼓勵學者專注于學術本身，它的道德意義還在于，能夠培養(yǎng)學者謙虛為懷的氣質和精神。這說到底也符合中國人的傳統(tǒng)美德。從這個意義上看，提名制也是一種教育手段。
學術共同體的共通目標是“求真”“求學”而非“求褒獎”，提名制早已被證明是達成這個共通目標且優(yōu)于申報制的合理機制。因此，采用或不采用提名制也就成了檢驗中國的學術共同體的真身存在與否的一塊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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