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SCI論文已從八十年代的星星之火形成了如今的燎原之勢，提升了中國科學研究的國際影響力，顯著加強了我國在科學研究方面的國際交流與合作。同時，SCI論文發表數量、引用頻次、影響因子等核心指標也廣泛地植根于各類學術評價中，以致形成了“SCI”論文崇拜。為了扭轉這種勢頭，教育部、科技部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 樹立正確評價導向的若干意見》（簡稱《意見》），其目的就是破除“SCI至上”，使學術評價回歸正確的發展方向。

眾所周知，科學活動的本質和目標是發現未知世界的規律，并不斷豐富和發展科學知識體系，其評價標準是真理性。而技術開發的本質和目標是發明改造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手段和工具，其評價標準是效用性。論文和學術期刊是兩類活動的重要成果形式和載體，用SCI論文發表數量、引用頻次、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學術評價的核心指標，實質上是偏離了科學活動與技術活動的本質追求，異化了學術初心。

首先，“SCI至上”導致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與技術開發三類不同科學活動的評價同一化、同質化。我國已經形成了無論從事哪類科技活動，學術評價中必有“SCI”論文指標的風氣，否則就“不夠學術”。這就使得許多科技資源的配置不是以解決科學問題為導向，而是變成了以發表SCI論文為導向。

其次，“引用頻次”在學術評價中的簡單使用，往往容易淹沒或模糊真正的學術貢獻，同時也容易引發對引用頻次的功利性追求。學術研究中的“引用”行為應該是自然發生的，通常被引文獻在論文中會出現在前言、綜述、文中、結尾等不同位置，引用的態度也有很大差異。有的內容會被贊賞和肯定，有的會被質疑甚至批判，有的只是被提及。“引用頻次”在學術評價中被簡單使用，往往是造成許多研究者學術價值迷失的真正原因。

第三，“影響因子”是期刊的評價指標，用來衡量論文質量和價值就相當于“霧里看花”。期刊只是論文的載體，期刊的影響因子僅能說明論文發表在一個什么樣的學術載體上，只能輔助說明其潛在影響力，如果用來證明論文的質量或價值，就是對“影響因子”的濫用。更何況“影響因子”學科差異性很大，用“影響因子”來評價個人的學術水平或者作為區分學科發展優劣的重要維度是對定量科研評價的扭曲。SCI創始人和影響因子的提出者加菲爾德教授曾經在多個場合不斷提及，其創建的初衷是促進學術交流和科學研究，不贊成用來做學術評價。2009年，他受邀參加我校主辦的一個國際會議上就明確表達了上述觀點。

本次印發《意見》的目的不是不要SCI論文，而是表達了學術評價改革的立場，要破除“SCI至上”，正本清源，讓廣大科研工作者回歸學術初心，共同營造優良的學術生態。那么，后續該如何改進呢？

一是要用好以“Web of Science”為代表的國際知名學術數據庫，讓這些學術大數據為我國科技發展賦能助力。

SCI及相關數據庫承載了人類眾多具有代表性和優質的知識成果信息，具有很高的科技情報價值和科學技術認知價值。與其他數據庫相比，其最顯著的特點和優勢是有引文信息。而追溯引文信息能夠幫助我們判斷引用極性，從而建立論文評價的微觀機制，避免過去的用簡單被引頻次做評價的弊端，為人才選拔、人才學術評價開辟新的考量途徑。另外，2016-2018年，在我負責的中國工程院咨詢項目“制造工程科學（技術）的研究進展、競爭態勢及我國的對策”的研究過程中，大連理工大學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團隊就是以283萬篇ESI期刊數據、722萬篇EI數據和350篇專利數據為載體，運用科學計量學、文獻計量學以及文本挖掘、自然語言處理等技術，對國際高檔數控機床和機器人、航空航天裝備、海洋工程裝備及高技術船舶、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等四個領域的研究前沿競爭領域與熱點、重要代表性人物與機構等進行了定量研究。與依賴專家的主觀判斷相比，依托學術文獻的研究有助于知曉國際同行的科研動態，能夠更客觀地再現科學概念的起源及演化路徑，有利于我們對科學技術發展規律的認識。通過引文分析能夠揭示科學技術知識之間的聯系及學科知識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發現重要學術領域和關鍵核心知識，特別是期刊文獻與專利文獻的互引，幫助我們更好理解科學與技術之間的互動機制，為科技規劃和科技政策的制定提供定量依據。

二是立足需求、回歸初心，做“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的踐行者。

“科學無國界，但是科學家有祖國”，要求“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應有二層含義：一層是要求科研工作應從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現實需要為出發點和歸宿。在資源有限的條件下，即使是基礎研究也應該盡量從應用研究引發的基礎科學問題著手，從提高國際競爭力和經濟社會發展戰略需求的高度來開展科研工作；第二層是處理好研究選題與成果發表的關系，對與我國發展需求密切的論文要首先考慮在中國廣大科技工作者容易看到、能夠看懂的雜志發表。論文發表不應將一流成果在第一時間投給國際期刊英文發表，而將二流或不入流的成果投向國內期刊發表。本次新冠肺炎疫情論文，如果同時將其核心內容以合理的方式用中文發布，讓很多人在第一時間看到，也許會極大地促進相關研究的進程，減緩疫情蔓延的程度。

三是構建中國特色的學術論文評價方法、指標和工具體系。

“推動高等學校回歸學術初心，凈化學術風氣，優化學術生態”，是《意見》確立的改革方向。需要我們從如下三方面考慮構建中國特色的學術論文評價方法、指標和工具體系：

第一，要按照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從知識、時間和價值三個維度構建學術評價體系。從知識維度看，評價體系應體現基礎科學、技術科學與工程技術等不同類型科研活動及不同層次科技知識的差異性，體現不同學科領域知識成果的差異性；從時間維度看，評價體系應體現知識的生產、傳播、轉化運用等不同過程中，隨著時間變化其作用及影響的差異性；從價值維度看，應根據評價的目的不同，從科學價值、技術價值、社會價值、經濟價值、市場價值等不同價值角度，構建學術論文評價體系。

第二，促進學術期刊評價與學術論文評價協同轉向，構建既有利于中國學術繁榮，又具有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的學術期刊評價體系。打破一味效仿SCI期刊評價體系的局面，合理吸收國際期刊辦刊的先進做法，構建一套符合中國價值取向的期刊評價方法、指標及工具。應加強頂層規劃、合理布局，辦好中文、英文兩種語言的學術期刊，吸引國際優秀學術成果在我國主辦的中英文期刊上發表，不僅讓更多的中國人以最方便快捷的方式知曉最新的學術進展，而且讓“中文期刊”和“中國聲音”在國際學術舞臺占據重要一席之地。

第三，積極應對已經到來的學術評價范式的轉變。我們正處全球科研模式從傳統封閉或半開放的研究和交流范式向數據驅動的更開放的知識生產與傳播范式轉變的時代，開放獲取這一新的傳播交流模式已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響應和推崇，以區塊鏈技術等新技術為支撐的新型科研社區已經嶄露頭角，科研評價民主化或許成為未來論文評價的重要方式。對此，我們應該盡早研究、及時布局并加以實現，這不僅能夠促進我們的科研成果居于國際前列，而且能幫助我們在科研成果交流、傳播的平臺上牢牢掌握主動權和話語權。

（作者：中國工程院院士、大連理工大學校長  郭東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