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成文

在這場因新冠肺炎疫情而生的“大考”面前，一直少不了一個關鍵角色，那就是高校基金會。不久前，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1.5億元設立“春風基金”，推動科研抗疫。浙江大學、武漢大學、南方科技大學等高校教育基金會也紛紛籌集抗疫基金，在一線抗疫乃至公共衛生人才培養等方面發力。

人們熟知的高校基金會工作與籌款關聯，而事實上，疫情期間高校基金會在應急救援乃至科研、人才建設上，都發揮了重要的樞紐作用。那么，它在未來的預防科學建設、應對突發事件自身的升級上，又有哪些可能性？為此，《中國科學報》記者專訪了長期致力于大學籌資研究的北京師范大學高等教育研究院教授洪成文。

高校基金會表現亮眼

《中國科學報》：高校基金會在本次抗疫中，發揮了什么樣的作用？

洪成文：隨著自身組織的完善，高校基金會在這次抗疫中，所做的工作為我國高校基金會歷史上最好的一次。體現在三方面：

一是反應快，在武漢封城的頭幾天，醫用防護物資十分奇缺，主要醫院的醫護物資撐不到兩三天。一些高校的校友會得知此消息，通過自身的渠道，發揮基金會的人脈，國內外集結物資、支援武漢。武漢大學校友會就是其中的代表。武大企業家校友會得知武漢的醫用物資奇缺，馬上聯系海外校友，緊急采購。在韓國和美國校友幫助下，采購了85.115噸醫用物資，包機送回武漢天河機場。

高校的募捐渠道多樣，有通過校友會募款募物的，也有通過教育工會募集的（比如北京教育工會等），還有通過其他渠道捐款捐物的，一方有難，八方支援，高校基金會是重要的一方。

二是高校基金會紛紛對接醫學科研工作。馬云公益基金會向鐘南山醫學基金會（廣州醫科大學科技園、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產學研基地、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發起的非公募基金會）捐贈600萬元人民幣，用于支持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展開疫情相關項目的科研工作。與此同時，阿里云還將免費開放強大AI算力，直接支持廣州呼吸健康研究院新藥研發、病毒基因測序、蛋白篩選等相關工作，為加速抗新冠肺炎科研攻關提供信息化技術保障。

三是在擴大防疫知識普及和應對新冠病毒常識方面發揮了主體作用。在高校基金會的支持下，從預防手冊編制，到病毒的研究本身，以及增強戰勝病毒信心方面，高校專家的作用不容低估。復旦大學四十位醫師主編的《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說“不”》和張文宏大夫主編的《張文宏教授支招防控新型冠狀病毒》已被翻譯為波斯語出版。

四點助推預防科學發展

《中國科學報》：高校基金會可以從本次抗擊疫情中得到哪些啟迪？

洪成文：高校基金會要在高校總體發展框架下，尋找自己的工作新方向、拓展新目標。針對疫情防御和控制，高校基金會還是要從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上來考慮。尤其是，非典、新冠肺炎疫情無不給高校敲響了警鐘——高校太需要預防科學的人才了。然而，在這次疫情中，我們遺憾地看到派去的醫護人員，學習預防醫學本身的僅占很小的比例。實際上，我們派去的是缺少“將軍”的部隊，如果未來預防醫學人才多一點，那么，指揮的“將軍”也會多一點。

《中國科學報》：從長遠看，高校基金會助推預防科學發展，要做好哪些工作？

洪成文：一要將預防科學實驗室建設，作為未來社會募捐的重要項目。除了現有為數不多的實驗室之外，要鼓勵民間力量投資建設預防科學相關的實驗室。疫情得到控制后，建設類似的實驗室，不需要做太辛苦的宣傳，就會得到很多慈善家/企業家的慷慨解囊。大難興邦，大難也能夠興旺一個學科。如果募捐項目涉及民生和健康直接相關的議題，吸引社會的善款和企業家支持的可能性將大幅上升。高校基金會在項目設計中，要結合本校學科發展的基礎，要善于在項目規劃上出新思路。

二要吸引更多高水平的專業人員，加盟預防科學研究和探索。建議高校基金會通過預防科學“講席教授”的設置，來吸引社會募捐。何謂“講席教授”，指的是借助企業家的捐款，設立以私人命名的教授席位。獲得講席教授的學者，將從捐款所得的投資收入中獲得工資。

由于基金的永續性特點，“講席教授”不僅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學者加盟這個科研團隊，也可能吸引更多企業家和慈善家捐款。如果每所高校獲得募捐額在2000至3000千萬元，設立一兩個講席教授，那么全國范圍的預防科學“講席教授”在未來三五年內可增長到百余人。

三要設立更多預防科學的獎學金，吸引學生報考預防科學專業。眾所周知，優秀學生選擇預防科學專業的并不很多，設立更多獎學金，不失為一種好辦法。基金會可以為醫學院設立專門獎學金，做好招生宣傳，盡可能吸引優秀學子攻讀預防科學，為未來防疫抗疫培養專家。

四要通過冠名方式，為預防科學實驗室和科研大樓冠名，以吸引更多社會善款，用于預防科學和相關學科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一些高校附屬醫院缺少資金，可以通過這次疫情教訓和防控經驗來取得社會的同情和支持。冠名，也是改善科研條件不足的重要渠道，是彌補科研撥款的有效途徑之一。

重視防疫抗疫智庫建設

《中國科學報》：針對高校基金會應對疫情等突發事件，政府還需要做那些改進？

洪成文：通過這次應對疫情的“大考”，問題也暴露出來不少。

首先，是慈善機構管理的歸口和業務擴大的問題。將社會的慈善歸口給一個或者幾個單位（系統）是必要的，但慈善是全民性的，在特殊情況下，任何負責慈善捐款和捐物的單位都可能出現“力不從心”。疫情暴發的突發性，加上慈善管理機構的編制的有限性，也暴露出了一些體制上的問題。只有因形式變化而理順體制，方能杜絕以后類似事件的重復。

如果從兩個極端往中間走一走，是一個不錯的思路。比如，慈善系統繼續擴大發展，但是可否讓更多的高校基金會代行慈善工作的管理，倒是可以考慮的。畢竟管理上，高校基金會有體制內的公益性特點，管理起來更為方便。如果數百家四星、五星高校基金會被激活起來，我國慈善事業是有信心邁進一個良性的發展階段的。

其次，高校在抗疫中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高校基金會行動卻不是那么快捷和廣泛。從制度設計上尋找問題，就在于高校基金會大部分是私募性質的，從而局限了它的活動范圍，導致突發情況下所發揮的作用，也受到限制。對此，建議民政部門對于高校基金會的管理，也要應對突發疫情，做靈活處置。比如，對部分資質和記錄良好的高校基金會發放應急公募資質，從而方便大災發生時的特事特辦。

《中國科學報》：在像疫情這類突發事件面前，如何做好政府與科研人員的溝通？

洪成文：要做好防疫抗疫的智庫建設。智庫與科研是分不開的，但是只顧科研而不顧智庫建設是不完整的。要求科研人員，既當科研人員，又發揮智庫作用，往往難以兼顧。實際上，智庫的作用就是在疫情突發和政治決策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角色。科研人員與智庫人員是有很大區別的。科研人員尊重科研規律，關注的是科研本身。智庫人員不一定都是專家，但也要懂科研；智庫人員也不是決策人員，但要了解政府做決策的程序。智庫另一個特點就是善于把科研成果的學術語言表述為政策語言，讓決策者能看得懂。

防疫抗疫相關智庫最大的作用不是為了智庫本身建設，而是為了決策的科學性，特別是為疫情突發時快速而果斷地決策，提供便利。智庫不僅要提高對我國決策程序的特殊性的認知和理解，還要深入疫情一線做調查，要對疫情發生、傳播和泛濫，有專業性的敏感。當第一線的情報和專家的科研出來時，智庫要從政策敏感性去把握、去提煉、去送達。

我們不能再祈求每名干部都有智庫的水平，也不能再希望每位科研人員都對政策的程序了如指掌。專業的事情，讓專業人士去做。因此，建議衛健委要有目的地在部分疫情敏感區和高水平高校建設疫情研究專門的智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