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間，“云上科普”蔚然成風。然而風口之上，并不是誰都能飛得更高。

過去幾個月，不少科研機構因受疫情影響，把更多精力傾斜向了形式多樣的線上科普。然而在國內，科研機構的科普之路并非一帆風順。內容原創、質量上乘、輸出持續——3大目標能否全部達成？定位尷尬、經費不足、人員流動——3大問題何以各個擊破？

《中國科學報》采訪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以下簡稱物理所）、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以下簡稱古脊椎所）的相關負責人，請他們分享科研機構做科普的“闖關之道”。

《中國科學報》：近年來，你們所在的科研機構都建立了各具特色的“科普矩陣”。能否講講你們都做了哪些工作？

成蒙（物理所綜合處處長）：

我們最初是從物理所微信公眾號起步的。

2014年，我畢業留所進入綜合處，第一個任務就是建立和運營所里的微信公眾號。與當時大多數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官方微信公眾號不同，我們決定不做官網內容的搬運工，轉而瞄準了大中小學生這個年輕的群體。最初是我一個人運營這個微信公眾號，主要轉載一些高質量的科普文章。從2016年起，我們建立了團隊，從此開始有原創內容，大概一周可以發布5篇原創文章吧。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逐漸形成了自己的風格，開設了“問答”“正經玩”“線上科學日”等欄目，日常回答青少年五花八門的物理學問題，也鼓勵大家利用身邊的日常生活場景做一些簡單的物理學小實驗。

漸漸地，我們在各個平臺上開拓陣地：抖音、知乎、今日頭條，甚至二次元社區Bilibili（B站）。我們在B站的賬號名稱，就叫“二次元的中科院物理所”。

情人節，我們就推送《物理定律告訴你：表白可能巨虧，分手一定血賺！》；疫情之下，我們就發布《對人類網課時期迷惑行為的研究》；“天問”發射在即，我們就解讀《帶火星探測器上天的火箭，為什么有著葫蘆形狀的推進器？》——好玩是策略，通俗是手段，干貨是核心。

鄧濤（古脊椎所所長、2015年度“十大科學傳播人”）：

古脊椎所一直有科普的傳統。古生物學本身就有很強的科普屬性。從楊鐘健、裴文中等老一輩創立者開始，古脊椎所就樹立了“科普自覺”。所里的科普雜志《化石》，文革時候都沒停刊，至今所里很多老師都在為《化石》供稿。古脊椎所還涌現出徐星老師等科普“明星”，產出過《飛向藍天的恐龍》等科普作品。

最重要的是，對我們來說，發動所里的老師做科普，并不是一件難事。

劉慶國（古脊椎所黨群宣傳處副處長）：

我們現在的科普工作，第一是傳統不能丟，第二要向各種新媒體平臺進軍——微信、微博、直播、短視頻（快手、抖音、B站）等平臺，都是我們正在發力的方向。

今年我們花了很多力氣，做了一些視頻直播，在疫情的特殊背景下，傳播效果得到了最大化。

比如今年國際博物館日期間，古脊椎所的中國古動物館特別推出“每天一只中國龍”專題——從中國探明發現的恐龍家族里挑選出49只最具代表特色的恐龍，用7周時間帶領公眾每天認識一只“中國龍”。

我們還聯合各大自然、地質古生物專業博物館、中國科學院科技創新發展中心（北京分院）、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中國古脊椎動物學會科普委員會、W博士玩科學團隊、睿宏文化院士專家工作站、快手平臺推出“走進中國恐龍的新家”活動，每周前往一個博物館，認識住在那里的中國恐龍明星。地方博物館也因為我們的這次活動，得到資源的開發，有了進一步挖掘的想法。

《中國科學報》：在做科普的路上，你們闖過了哪些關？

成蒙：

首先是“團隊關”。物理所微信公眾號剛剛建立時，只有我一個人在做，當時工作量很大，每天幾乎有一半時間在做這件事情。

轉折點出現在2015年底，物理所舉辦了第一屆科普展品創意大賽。我在這里發現了4個表達能力好，對科普也有熱情的研究生，成立了最初的新媒體科普團隊。現在我們已經發展到20人左右的團隊了。

目前我們還面臨一個困難，就是科普團隊的人員流動性太大。一些做得很好的成員，科研忙起來了，或者要畢業了，就不能再做下去了。所以我們每年開學都會像大學社團一樣，從新生中納新，不斷吸收新鮮血液。

其次是“輿論關”。早期我們的微信公眾號也遇到了一些質疑。因為我們微信公眾號的用戶定位是大中小學生，內容比較接地氣，跟研究所的科研工作相比，顯得有點“幼稚”。有人就提出：“這個公眾號不太像是一個做前沿基礎研究所的調性，為什么不做點‘高大上’的東西？”

事實上所謂“高大上”的科普可能受眾會變小，我們講解的內容其實會有些前沿高端的內容，只是我們用了更網絡化、更接地氣的語言，希望擴大受眾，而且“圈內人”也有自己更慣用的交流方式，他們中的大多數我相信也不會依賴公眾號這個平臺去了解前沿動態，所以我們依然堅持了自己的定位。

《中國科學報》：研究人員和學生參與科普內容創作會得到一定報酬嗎？相關經費是從哪里來的呢？

成蒙：

我們會根據閱讀量高低給大家開稿費。寫科普文章、給公眾號供稿、為研究所做宣傳，畢竟不在學生的義務之內，因此我認為給予適當報酬，是非常合理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稿費會激勵他們創作出更好的作品。所謂“用愛發電”是很難持續下去的。

科研機構做科普是需要資金投入的，那么錢從哪里來？首先每個研究所會自己有一些做科普的經費。除此之外，我們也積極申請外部經費，隨著物理所科普工作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我們在申請一些科普專項經費的時候也更加有優勢。

劉慶國：

參與公眾號、科普圖書的內容創作，不論是研究人員還是學生都有相應的稿費。

古脊椎所和中國古動物館還有很多科普活動都是公益性質的，很多參與的老師和學生是不計報酬的，他們最關心的常常是自己能不能做好這個工作、活動表現怎么樣、哪些地方還有改進的空間。

《中國科學報》：研究所的支持對科普工作有多重要？

劉慶國：

其實每個研究所都有熱心科普的老師。但他們會有顧慮，怕被別人誤解：是不是不務正業，是不是想出名？很多人因此就退縮了。

因此從研究所的角度來說，應該給大家一個風向標，有一些具體的激勵手段，從政策層面上去力挺科普。去年古脊椎所設立了“年度科學傳播獎”，把科研人員的科普貢獻納入了年終評獎。

今年北京市要招一個科普專家團，我嘗試給所有老師發了一封郵件，請有意向的人給我回郵件。之前我沒抱很大希望的，因為過去大家對類似活動的興趣沒有那么大。誰知這次居然有10多個老師表示愿意參加。所以我們的努力還是起到了一定作用。

《中國科學報》：以你們各自單位為例，科研機構對科普工作的支撐體系是怎樣的？

劉慶國：

據我所知，各個研究所通常沒有專門做科普的部門。科普工作大多分散在科技處、綜合處、信息中心、黨辦等，有的研究所有博物館等場館，也會涉及科普，但這些部門之間彼此聯動很難，無法形成合力。古脊椎所之前也是這樣的。

2018年底，古脊椎所設立了“黨群宣傳處”，作為副處長，科普占到我工作量的三分之一。此外還有兩位工作人員，也承擔一部分科普工作。現在所里的科普工作全部集中到這個部門統一協調。

還有一點非常重要——去年我們所成立了“科學傳播工作領導小組”，所長任組長，所里主要領導和一些研究室的負責人都是小組成員。現在無論有什么科普任務，我形成工作方案后，就第一時間發給這個小組的老師，然后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去推動，跟科研人員的協調也變得非常順暢。

當科普工作的執行人員得到所領導層面的支持，這個效率是完全不一樣的。

成蒙：

物理所承擔科普工作的部門是綜合處。近幾年隨著科普工作的內容更豐富更多樣化，在科研人員和研究生群體里也形成一些團隊來支撐，但整體上并不是“成建制的部隊”。

《中國科學報》：科普工作做得好，對科研機構到底有沒有切實的好處呢？

成蒙：

對一個科研機構來說，你先要有硬實力，才能再考慮軟實力。所以做科普是研究所發展到一定階段，比較自然地會去關注的事情。

我們做科普，最顯著的好處是招生。其實我們在當初確立科普定位時，就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對研究所來說，生源質量是非常重要的。

從2016年起，我們開始關注一個數據：報考的研究生最初是通過什么渠道知道物理所的。早些時候，主要渠道是各個高校宣講會，或者師兄師姐的分享；現在通過公眾號認識我們的學生能達到30%。

鄧濤：

對科研人員來說，科普和科研其實是相輔相成的。真正能持續做好科普的，一定是建立在不斷有科研成果輸出的基礎上的；而有了科研成果，通過科普的方式傳播出去，得到更多的社會認知和認可，對做科研也是一種動力。

對研究所來說，做好科普的最大好處就是古脊椎所對學生的吸引力更大了。報考的學生多了，我們就可以從中間挑選那些更好的學生。

對學科來說，古生物是一個小學科，小學科本身的影響力有限，即便是一流的研究論文，其引用率也無法和很多其他學科比，可是它的科學價值、社會影響力一點都不亞于那些大學科。科學傳播可以讓更多人看到這門學科真正的價值，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的。

劉慶國：

有個例子讓我印象很深。

我們所產出了一個小眾方向的成果，科學家覺得反正也沒多少人關注，沒有必要寫文章發公眾號。可沒想到，這篇文章發出來之后，被電視臺看到了，還專門做了新聞視頻。從此以后，這位老師只要有成果了，就給我們寫稿。

我們的傳播讓研究人員的成果“出圈”了，因為有更多人了解他們，再去地方開展工作，尋求合作就比過去容易了。

有人問：你們做這些“花里胡哨”的東西有什么用？坦白說，我們做科普到底能有多大作用，真的很難量化。我們的初衷就是傳播科學知識、科學方法、科學精神、科學文化，我們不在意粉絲量有多少，但哪怕只吸引來一個粉絲，我們希望他是真的因喜歡、因好奇而來，然后我們一點一點地，把這些喜歡、好奇在人群中鞏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