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自立自強，夯實創新根基、培育創新沃土尤為關鍵。

近年來，我國提出加快建設國家實驗室，重組國家重點實驗室體系，發展社會研發機構；穩定支持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促進產學研融通創新等，極大增強了廣大科技人員的自信心和創造力。

在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常委、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石墨烯研究院院長劉忠范在接受《中國科學報》專訪時表示，國家強化對基礎研究的投入，非常及時也非常重要；但在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過程中，各級政府部門熱衷于立“樁子”，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個或多個“樁子”，“一女多嫁”的結果，會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現實。

中國科學報：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再次強調了基礎研究的重要性，并提出要穩定支持基礎研究。您如何看待發力基礎研究的事？

劉忠范：

無論是政府工作報告，還是“十四五”規劃，都特別強調基礎研究的重要性，非常明確地提出基礎研究投入占研發投入達到8%以上，真金白銀地投入，我覺得這是值得肯定的，也值得期待。

這兩年，政府各個層面的認識在提升。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這個認識很到位，也非常重要。創新驅動發展，發展需要創新，簡單的線性延長和線性思維很難到達新的高度。同時，基礎研究不能著急，要有“十年磨一劍”的精神。

現在也有實實在在的舉措。例如，擴大經費使用的自主權，這是對科技工作者們的信任。過去大家經常詬病，“買醬油的錢不能買醋”，實際上是缺少對科學家群體的信任，信任是最大的壓力。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舉措，盡管需要時間去落實。此外，在人才評價、項目評價機制上，正在積極貫徹“破四唯”，提倡上書架、上貨架，做實實在在的東西。這些新的舉措，假以時日，會產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和激勵作用的。

中國科學報：我們也提出制定實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但重大原創成果往往是“板凳坐得十年冷”，或者需要更長時間。您如何看待基礎研究未來的布局？

劉忠范：

首先，要區分科學上的基礎研究和技術上的基礎研究。

科學上的基礎研究，標志性的如諾獎成果，也就是大家所說的“從0到1”的原創性基礎研究。其實這種科學發現是很難“規劃”出來的，更多的源于科學家們強烈的好奇心，也常常是“無心栽柳”的事情，很難說會在哪兒“冒泡”。事實上，總有一些非常純粹的學者，懷著強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心無旁騖地做一些看似毫無用處的科學探索工作。他們的研究成果不斷深化著人類對自然界和宇宙的認識，會寫到教科書里，留在科學史上。

這種純基礎性的研究，該不該重視，又該如何重視呢？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培育創新性的文化環境和文化土壤。有了好的環境和土壤，就會長出好的莊稼，長出參天大樹。絕不能急功近利，搞所謂的重點專項和重點攻關。從某種意義上講，基礎研究突破是不可預期的，也無法重點培育。

技術上的基礎研究，比方說航空發動機做不好、芯片技術不過關，我們遭遇很多“卡脖子”問題，常常是源于基礎研究不過關，研究積累不夠。但這種基礎研究與自由探索性的基礎研究不是一回事。技術上的基礎研究，必須有明確的技術需求牽引，泛泛的、不著邊際的基礎研究是派不上用場的。技術攻關不能急功近利，不要總想著彎道超車，要從基礎研究抓起，這是另一種特定意義的基礎研究內涵。

中國科學報：現在各類實驗室、研究院、創新中心比較多，應該如何建設一個高效的科技創新體系？

劉忠范：

傳統的思維慣性和政績觀，加之計劃經濟的影子，讓人們喜歡關注“增量”，熱衷于建設新的創新機構，包括國家實驗室、基礎科學中心、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高精尖創新中心、新型研發機構、科學城、產業園、示范區等，不勝枚舉，令人眼花繚亂。

如果把每個實體創新平臺比作一個“樁子”，各級政府部門都熱衷于立自己的“樁子”，導致樁子林立，形成過度分散的碎片化創新資源。這種傾向需要盡早地引起重視。

新中國成立七十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們已經建立了基本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這是我們的“存量”。在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建設過程中，要處理好“增量”與“存量”的關系，要明確定位，盡可能減少各自角色定位上的過度重疊。建設新的創新平臺，加大投入力度，毫無疑問是大好事。但是，增量須跟存量的改革、重組和提升密切關聯，而不是越來越多的花樣，讓人眼花繚亂，無所適從。

創新資源的碎片化傾向還會導致另一個問題：作為科技創新主體的“人才”，需要依附于一個或多個“樁子”，目的是搶資源和切蛋糕。這種“一女多嫁”的結果是要付出代價的，頻繁的競爭性申請、評比檢查和文山會海耗費了大量寶貴的精力，而且讓每個人變得極為功利，很難靜下心來，心無旁騖地做事，造成科技界浮躁的現實。

中國科學報：現在許多領域都在提“卡脖子”技術攻關問題。哪些技術是真正的“卡脖子”技術，應該如何攻關？

劉忠范：

“卡脖子”技術是當前的網絡熱詞，也是廣大科技工作者們的“心病”，更是制約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攔路虎”。

“卡脖子”的是技術，是我們的產業鏈里面缺的一些東西，本來可以通過全球化的資源配置來解決，你做你的我做我的，角色不同而已。但隨著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和霸權主義抬頭，某些技術就會被人惡意地“卡脖子”。

“卡脖子”問題的深層次原因很多。一是過去的基礎研究做的不夠，帶來了今天的“卡脖子”技術。同理，今天不重視基礎研究，也同樣會造成將來被“卡脖子”。所以，“卡脖子”技術是過去時，也是現在進行時，更有可能是將來時，絕不能得過且過。二是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存在的“重商主義”傾向，做買賣的心態，現在有錢賺就好，不愿意在基礎研究和技術研發上投入，不肯在最根本性的問題上下大氣力、下狠功夫。三是缺少“工匠精神”，缺少追求極致、追求完美的耐心，導致我們只能在產業鏈的中低端徘徊。因此，“卡脖子”技術并非純粹的技術問題，其中隱藏著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甚至文化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卡脖子”技術是熬出來的，不是簡單地用錢砸出來的，更不是群眾運動式的突擊出來的。完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就是要從根本上解決當前的“卡脖子”技術，避免產生未來的“卡脖子”技術。

通過企業和市場機制引領去解決“卡脖子”技術，我認為非常重要。政策上要支持更多的企業去做精做細。“卡脖子”技術都是“一招鮮”，光有它不行，沒有它也不行。我們要弘揚和大力支持精工細作、追求極致的企業文化，鼓勵更多的企業做“隱形冠軍”。

中國科學報：我們也提出要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引導企業增加研發投入，促進產學研融通創新。您在實際工作中，感覺我國企業在創新方面還有哪些問題？

劉忠范：

我認為，我國大多數的企業，其創新能力和創新意愿是割裂的，這是我們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是體制機制改革的深水區。

像我們的國企和央企，它們有能力或潛力去開展科技創新，因為它擁有大量的資源，有國家的大力支持，但是其創新意愿未必有多強烈，因為創新都是對未來的布局，不會反映到當前的政績上來。

反過來像私企，有創新意愿但是它沒有能力，它首先要求生存，然后才是發展問題。

企業創新能力和創新意愿的割裂，這是一個普遍現象，是創新體系頂層設計必須直面的基本問題，要找到破解之道。

我創建的北京石墨烯研究院（BGI）正在積極探索新的適合中國國情的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我們提出了“研發代工”的概念，從企業和市場找到真正的技術需求牽引，組織團隊開展“一對一”的研發服務。幾年的實踐下來，效果還是不錯的，得到了企業界的廣泛關注和積極響應。

當然，不同的企業效果不甚相同。有些企業需求非常明確，擁有自己的市場通道，地方政府也真金白銀地投入，協同效應非常明顯，企業和BGI各司其職，優勢互補。但是，也存在有些企業根本提不出有意義的技術需求，只是想找點新技術、賺點快錢而已，這種情況就很難有效地推進產學研合作。當然，“研發代工”是一個新生事物，還需要不斷積累經驗，在探索和創新中發展。

中國科學報：我們也提出實行重點項目攻關“揭榜掛帥”，誰能干就讓誰干。哪些科技攻關可以“揭榜掛帥”？哪些人可以稱為“帥才”？

劉忠范：

首先需要強調的是，科學上的基礎研究，絕對不需要“揭榜掛帥”，也不需要“領軍人才”，因為科學上的發明創造都是個體的腦力勞動，不需要大兵團作戰。

因此，“揭榜掛帥”應該屬于技術攻關性質的東西，有著明確的技術目標，諸多“卡脖子”技術應該屬于這個范疇。可以實行“揭榜掛帥”，誰能干就讓誰干。

需要指出的事，技術攻關是團隊行為，絕非一己之力所能為，需要團隊齊心協力、久久為功。這個“帥”其實是組織者，可以是科學家、專家，也可以是單純的強有力的“領導者”，不能簡單地把“帥”和專家學者混為一談。

我們在“揭榜掛帥”問題上，要避免走極端，不能一刀切地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