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士祿，1925年出生于廣東省汕尾市海豐縣，是革命先烈彭湃的次子。作為我國核動力領域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彭士祿主持了我國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設計、裝備、試驗以及運行的全過程，參加指揮了我國第一代核潛艇的調試和試航工作。改革開放后，他負責我國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的引進、總體設計和前期工作，組織自主設計建造秦山核電站二期，為我國核事業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他能從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槳”

我國第一艘核潛艇上有4.6萬個零部件，全部由我國自主研制

3月22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我國核潛艇第一任總設計師、核動力專家彭士祿在京逝世，享年96歲。生命的最后歲月里，彭士祿的病房中始終掛著一頂海軍軍帽，帽子上繡著中國的核潛艇。幾個月前過生日那天，他的病房里擺放的也是中國第一艘核潛艇的模型。核潛艇、核事業，是彭士祿一生的牽掛。

1970年12月26日，我國第一艘核潛艇“長征一號”被徐徐推向大海。艇上有4.6萬個零部件，全部由我國自主研制。至此，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五個擁有核潛艇的國家。

1962年2月，彭士祿開始主持潛艇核動力裝置的論證和主要設備的前期開發。核潛艇技術極為復雜，全艇設備、儀器儀表等多達2600多項，近5萬臺件，電纜總長近百千米，管道總長30余千米。作為核潛艇心臟的動力裝置，反應堆的研制更是難上加難。

當時中國在核潛艇建造方面所掌握的知識近乎為零，包括彭士祿在內的所有人，誰都沒見過真正的核潛艇到底長什么樣。這種條件下怎么開展工作？彭士祿說：“我們這批人有學化工的，有學電的、儀表的，我們大多數人不懂核，搞核潛艇全靠4個字——‘自教自學’。”

沒有資料、圖紙、設備，沒見過實物……彭士祿帶領科研人員用簡陋的計算工具計算了十幾萬個數據，建立起中國核動力裝置主要參數的計算方法，并最終確定了100多個參數。有時為了驗證一個參數，科研人員沒日沒夜地“三班倒”，用僅有的一臺手搖計算機和幾把計算尺，連續算上好幾天。有的人手臂搖腫了，有的人手心磨起泡，仍然堅持搖下去，直到驗證準確為止。

彭士祿主持了核動力裝置的擴大初步設計和施工設計，攻克了諸多重大技術關鍵——不到3年，就完成了潛艇核動力裝置的基本設計方案；僅用不到6年，我國建造的1∶1第一代核潛艇陸上模式堆成功實現滿功率運行。

“他能從堆芯一直推算到螺旋槳！”如今，82歲的熱功專家黃士鑒回憶起與彭士祿共事的經歷，做出這樣的評價。那時的彭士祿說過這樣一句話：“我一生也離不開核事業！”

“對了，成就歸大家；錯了，我來負責”

經常“敢于拍板”，他引領我國核工業從無到有、由弱變強，賦予國家自立、民族自強以無窮的力量

核潛艇是大國重器，于無聲處壯國威；核電則是戰略性高科技產業，事關國計民生。和平運用核能，將核能服務于社會，是彭士祿的畢生心愿。他曾說，自己一輩子干了兩件事：一是造核潛艇，二是建核電站。

中國發展核電，究竟該走哪種技術路線？上世紀70年代，熔鹽堆方案和壓水堆方案如何取舍，一時成為爭論的焦點。經過科學論證和調研，彭士祿力排眾議，提出應采用國際上技術成熟的壓水堆并充分利用我國剛建成的陸上模式堆技術經驗及其工業配套設施，容量可暫定為30萬千瓦。

壓水堆方案很快得到認可。這一方案也為我國核電走“以壓水堆為主的技術路線”起到了關鍵作用，使我國核電走上了健康發展的道路。

回顧彭士祿的一生，像這樣“敢于拍板”的事例不勝枚舉。“時間很緊，總要有人拍板，不能無休無止地討論呀！”彭士祿曾對其他科研人員說，“做實驗用數據說話，最后我來簽字。對了，成就歸大家；錯了，我來負責。”

雖然經常“拍板”，但工作中的彭士祿卻絲毫沒有領導的“架子”。他曾說：“凡工程技術大事必須做到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中有數，一點兒也不能馬虎。但人總不完美，對事物總有幾分模糊。這時就要不恥下問、調查研究、收集信息，通過試驗等來搞清楚。”

1983年，彭士祿被任命為我國第一座百萬千瓦級核電站——大亞灣核電站建設總指揮，為我國核電事業發展做出了開創性的工作；1988年，彭士祿又擔任核電秦山聯營公司董事長，成功實現了我國核電由原型堆到商用堆的重大跨越。

幾十年來，我國核工業從無到有、由弱變強。從自主成功研制原子彈、氫彈、核潛艇，到建設秦山、大亞灣等一批先進核電站，再到自主研發三代核電“華龍一號”……以彭士祿為代表的核工業人，用自己的韶華與汗水，賦予國家自立、民族自強以無窮的力量。

“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

他心里揣著兩筆賬，一筆是公事的“明白賬”，另一筆則是私事的“糊涂賬”

很長時間以來，彭士祿的事跡，甚至連他的名字都鮮有人知。有人叫他“中國核潛艇之父”，被他嚴詞拒絕：“核潛艇工程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不是我個人的創造，是千萬科技工作者和干部、工人集體努力的結晶。我不過是與同事合作，為中國的核事業做了該做的事。”

3歲時母親犧牲，4歲時父親就義，兩次被捕入獄……這讓彭士祿從小就過著顛沛流離的苦難生活。15歲輾轉來到延安后，彭士祿常對延安中學的同學們說：“我們的父母經過殘酷的斗爭，有的流血犧牲了，要不好好學習，怎么對得起自己的父母親，怎么對得起黨？”

1951年，彭士祿以優異成績獲得留學蘇聯的名額，前往喀山化工學院化工機械系學習。后又因國家建設的需要，改學原子能核動力專業。在國家經濟困難時期，彭士祿和同事們“吃著窩窩頭搞核潛艇”，有時甚至連窩窩頭都吃不飽。糧食不夠，他們就自己動手挖野菜、白菜根吃。為了建造核潛艇陸上模式堆，他“打起背包就走”，在四川的一個偏僻山溝里，一干就是好幾年……

彭士祿心里揣著兩筆賬，一筆是公事的“明白賬”，另一筆則是私事的“糊涂賬”。他說：“做一個明白人談何容易？要有超前意識，對問題有新思路、新見解；對工程技術能親自計算主要數據；對工程進度能說出某年某月應辦哪幾件關鍵事；對技術攻關能親自掛帥出征，出主意，給點子……但當一個糊涂人則更難，凡對私事，諸如名利、晉升、提級、漲工資、受獎等，越糊涂越好。”

49歲時，彭士祿就在一次核潛艇調試工作中突發急性胃穿孔，胃被切除了3/4。可是手術后，他僅僅住院一個月，就又開始了工作。彭士祿曾在自述中寫道：“也許因是屬牛的吧，非常敬仰‘孺子牛’的犟勁精神，不做則已，一做到底。活著能熱愛祖國，忠于祖國，為祖國的富強而獻身，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