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說過，不要做大官要做大事。自上任以來，我更能體會到梅貽琦老校長的心愿——一生為一念，把清華辦好�；谛轮袂迦A大學在中國和世界上的特殊地位，作為新竹清華校長，我想更要著眼于做大事。
民主治校是清華的傳統
梅貽琦的教育理念是一個普世價值。他的第一個理念是要辦好大學，就要有好的師資。如果沒有一流的師資，優秀的生源、經費就無從談起。這也是我們最重視的理念。
此外，把基礎做扎實很重要。梅貽琦的辦學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昆明、臺灣，規模都不大，可是名師云集，這也成為他辦學成功的重要策略。加州理工學院校長曾說，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是擴張，難的是維持現有的規模和質量。該校始終遵循“學科不求過多，范圍不求過寬，嚴格保證學生入學和學習質量”的辦學方針。梅貽琦也是如此，在抗戰時期領導的西南聯大，可謂中國史上最強的高校，當時的教授不足200個人，學生不超過2000人，規模雖然不大，但有很多大師，培養出大量高水平的學生。
現在世界上的大學一般為教師治理，即教授治校，教師對學校有共同的責任，比如課程和聘人等都以學術的專業要求來治理。但是，學校建設屬于專業管理，這是校長和團隊的工作。我們也曾將兩者混在一起，但如今已經分開了，觀念較為正確。民主治校是清華的傳統，通過評議會、教授會制度，將校務工作民主化，才能讓更多的教師參與校務，承擔責任。當年梅貽琦著力推行民主治校作風，一方面是他的個性使然，他是清華的領頭人，要帶領大家一起承擔愛護清華和發展清華的責任；另一方面，學校外部的壓力很大，推行民主治校也是讓政治影響較小的一種方式。正是梅貽琦讓這一校務管理基礎更堅實。
把百分制改為等級制
新竹清華在很多領域都是領頭羊和開創者，其實這也是清華的傳統。在校務方面，新竹清華有很多獨創之處一直延續到現在。其中一項創新成果是把成績百分制改成A、B、C的等級制。
由于臺灣和大陸都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使得學生們往往對考試分數斤斤計較。而一個人的養成，不光靠的是專業，還必須有人文素養和社會服務意識等等，這些方面都需要學生抽出時間去培養。能夠考進新竹清華的學生，本身是非常優秀的。如果一定要去爭第一名、第二名，學生必然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其實這樣做是不合適的。實際上，考第一名的學生，真正成就高的人非常少。這一事實告誡我們，一個人要有成就，光靠專業并不夠。既然光靠專業不夠，為什么不在其他方面多充實自己，讓未來前程變得更加光明？這也是學分制改為等級制的重要邏輯。
擔任校長的第一學期，我就在積極推進這項改革，此前學分制已在新竹清華實施了50多年。如今，臺灣大學也采用等級制，他們討論了很久，直到新竹清華大學考評等級制通過以后，他們才跟進。現在也有一些學校在慢慢跟進。事實上，美國、歐洲和日本等很多優秀的高校都在實行等級制，實行過程中并沒有什么大問題，真正有問題的是我們自己。全世界目前只有大陸和臺灣實行百分制。
我相信，新竹清華的這一項改善，5年、10年就可以看見成效。用等級制考評，前30%是A，表示學生學習課程有一定的收獲，這樣就夠了。如果為了多考一兩分，學生可能要多花一倍的時間，這就像始終在一個小游泳池里重復游泳，做無謂的練習。每個學生在大學期間要學習許多課程，最終平均下來，還是能夠分出學生學習的優劣。
邁向世界頂尖大學的路要穩
現在大陸一些大學把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當作目標，新竹清華也有邁向世界頂尖大學的計劃，有了目標，我們就應該腳踏實地地去實現。
不得不注意的是，我們的高等教育發展比較遲，最早的京師大學堂也不過比清華早十幾年，發展現代意義的大學的時間更短，中間還經歷了長時間的戰亂，政府沒有精力來發展高等教育。嚴格來說，兩岸的大學是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才算進入世界舞臺。
大陸教育在20世紀80年代剛剛恢復，臺灣是領先大陸的，90年代臺灣相對領先，但大陸已經有些起色了。2000年后，大陸教育因為總量龐大，發展迅速，大陸和臺灣教育發展不相上下，但在數量上還是大陸居多。
在這種背景下，大陸高校、臺灣高校要打造成為世界名校，時間上還不夠。因為文史哲發展受政治影響比較大，理工科和生命科學要靠經費、設備。其實，大家可以樂觀一些，畢竟二者的高等教育發展的時間還不夠長。更加希望，二者在邁向世界頂尖大學的路能夠走得穩定一些、長久一些。
如今大陸高等教育迅速發展，這是一個重要的契機。要把握這一契機，實現兩岸合作，共創雙贏。由于大陸高校、臺灣高校發展的軌跡不一樣，互有長短，互相學習是很重要的。目前，兩岸四地的大學校長已經有定期聚會交流，我們在北京清華舉辦了新竹清華日活動，我帶領新竹清華12位名師赴北京清華交流，每位教授都作了精彩的講座。這樣的活動，我們今年還會繼續開展，并且范圍還將有所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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