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培養人才和引進人才息息相關，不可分開而論，“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不亦樂乎”。即使第一流的教授，沒有第一流的學生，一般來說這個學者的研究成果亦會逐漸落伍。這就是世界上的名校都激烈地爭取一流好學生的重要原因。這里談談我個人的一個經驗。我從前在普林斯頓的高等研究所做教授，那是公認的一流科研中心，也是愛因斯坦晚年長駐的地方。但是我始終覺得沒有辦法跟大量出色的年輕人一起工作是一件遺憾的事，所以最后我還是離開了高等研究所。
現在我在哈佛大學數學系做系主任，不斷有其他大學的數學系想聘請我們的教授，但結果這些教授都留在我們系里。其原因不在于我們能夠提供更豐厚的薪酬，而在于我們有最好的學生和年輕的學者一起工作。教授們留在本系教書，一方面他們的研究做得更為起勁，因為年輕有為的學生往往比教授們更有想法，更有沖勁；一方面他們可以影響下一代的杰出學者，使他們的學問和精神流傳下去。
所以中國要引進人才，要成為人才大國，首要的事情乃是培養拔尖的學生，從中學起。
中國和美國在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的主要分歧在于：一些國內政府和學術界的官員注意力集中在少數年長的領袖身上，他們可能是院士，可能是政府官員，至于他們是否在學術的最前沿則不見得重要。美國學術界則唯才是用，幾乎所有精力集中在提拔和尊崇年輕學者身上。
1、中國從古到今都注重引進人才或者發掘人才的問題，君主的賢明大致上與人才的有效起用有直接關系。
從前堯舜禪讓，西周用姜尚，秦用百里奚、商鞅、李斯，西漢用蕭何、張良，唐用魏征、姚崇、宋璟等都與重視人才、起用人才有關。
歷代政府有不同起用人才的辦法，隋唐科舉取士的方法影響至今，以考試為主的方法有其公平性，但也磨滅了最有創意的人才。
我們來看在科舉取士以前幾次求賢令。
高祖求賢詔：
……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曹操則有求賢令：
*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下求賢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建安二十二年下求賢令
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備舉所知，勿有所遺！
漢高祖求士，講求有道德和有能力。從自己到地方官吏都極為尊重這些賢士，但他也不勉強年紀過高的人出仕。漢武帝比較注重能力，但卻認為需要規范這些人才。諸葛亮前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先漢取士以道德為準，得以長治久安。而先漢文化科技發達，集兩周先秦之大成，蔚為大觀。兩漢四百多年可說是世界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歷史。到曹魏則急功近利，只求有能力而不講究品行，導致司馬氏篡魏，魏晉南北朝士風不振，國力不強。
大抵上，國家興起，需有能人，至于長治久安，非講求道德文章不可。科技以基本科學為基礎，而基本科學的發展乃是百年大計，不可不計較做學問和做人的態度。
2、中國引進人才，取士的方法不宜急功近利，不擇手段。
當今不少學校官員，為了講求政績，以非常手段聘請學者。這些學者，早年或許稍有名氣，但往往學業每況愈下，而又處處兼職，求田問舍，無論對研究對教育都是一個負累。反過來說，年輕有為，尚未成名的學者往往不受重視，與這些引進的學者薪酬相差十倍以上，使人灰心。
其實不少學校領導很了解這些兼職的院士和海外引進的學者在學校只參加極為短暫的研究，但學校聘請這些學者后，往往可以從中獲利，一起獲得國家大的研究項目，所以很難不采取高薪聘請這些學者的手段。這種利益關系與中國評審制度的不健全有密切關系，因為教育部或媒體評判大學的好壞往往以聘請多少名學者為重要標準，并不太講究他們對學校，對培養學生，對研究的貢獻。況且學校官員需要良好的政績，短期內引進名學者對他們的前途大有好處，至于長遠的影響，則非他們所重視了。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十多年來中國數學界未能成功地大量引進有用的人才，與學校在聘請學者時沒有正名有絕大關系。
我個人認為，引進人才不宜只限于華裔學者，其實不少外國學者對中國興趣極大，雖然仍有不少問題存在，但國外一流學者愿意來華兩三個月教導杰出學生的意向逐漸增加，而他們要求不多，人事關系也比較簡單。海外教授往往認為培育英才是學者的責任。他們也著實培養了不少杰出的年輕學者。舉例來說，清華大學聘請了一批法國學者，每年教學兩個月到三個月，效果極佳，已經培養出了一批杰出的年輕數論學家。
假使名校將用于兼職院士和海外學者的薪酬用在年輕有為的中國學者身上，并鼓勵國內年輕學者和學生成長，在2020年前成為數學的人才大國是可以成功的。
3、如何鼓勵年輕學者有志氣，做一些有益人類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必須鼓勵學者培養高尚的情操，才可以移風易俗，單用諾貝爾獎或菲爾茨獎來鼓勵學者是不夠的。
據說杰出的中國建筑學家梁思成問他的父親梁啟超：姚崇、宋璟與杜甫、李白，孰為重要。他父親說，前者領導并影響了唐代數十年的政治文化，后者則代表了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歷久不衰，這是值得我們學者深思的。
現在我談談多年來我在中國培養人才的經驗。這些經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希望為大家提供一些借鑒，把人才培養和引進工作做得更好。
在1979年時，華羅庚教授邀請我到科學院數學所訪問，1980年我參加我的導師陳省身教授在北京主持的國際幾何大會。“文革”剛過，一群中年的數學家興致勃勃地預備重振“文革”前中國數學的雄風，當時出名的工作有陳景潤，楊樂和張廣厚的名著。我也花了不少工夫，將我當時正在考慮的幾何上一些重要問題率先引進國內，希望國內數學家一同來研究這些問題。當時確也引起了國內同行的關注，數學所的王光寅教授和他的一位女學生在我提出的某個問題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沒有料到的是，王教授的另一位學生對此不滿，并挑起了北京大學極少數人和科學院的不和，可以說是中國科學界的不幸。這種因為嫉妒而引起的爭執，在資源缺乏時，來得特別嚴重。舉例來說，王光寅教授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竟因上述的爭執而退出學術界。
中國各個高等研究機構的互相爭執造成中國科研的重大損失，大家都不愿意承認的一點就是：這種爭執的起源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的學者之爭，庸才和有才干的學者之爭，或者為維護某些團體利益之爭，這種爭執罔顧國家利益，罔顧年輕學子的前途，使人痛心。
在這些不良爭執的背景下，年輕有為的學者不愿全職回國服務，即使回國，也不可能找到一個清靜的場所全心去做研究，去培養年輕學生，結果是他們寧愿留在美國。為了保留他們的退路，大部分的學者不愿放棄在美國艱苦得來的終身職位。
我在1995年時得到我的朋友陳啟宗和陳樂宗先生的支持，在路甬祥院長的帶領下，和楊樂教授一同創辦晨興數學所，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我們首先舉辦了一個完全開放式的研究所，邀請全國高校有能力的學者和有才華的年輕博士后一同在中心做研究。每年有多個方向的研究團隊帶領，聘請海外專家來講學，很多年輕學者得益不少，回到自己的單位繼續他們的研究，這種方法沒有抵觸高校的利益，大家都樂意參加。但是國內某些院士的無知和獨斷專行還是阻礙了尖端學問的發展，年輕學者不能發揮他們的優勢。在1997年時，我的朋友漢密爾頓先生在Ricci流研究中已經開始有大成，我知道這個工作影響會很大，將會解決數學難題龐卡萊猜想。所以在所里建議大家集中精力研究Ricci流，年輕人都興致勃勃，當時王光寅教授的那位學生已經做了院士，卻極力阻止讓年輕人去做這方面的工作，理由是他自己看不懂這些文章，要出論文會有困難。最后只有朱熹平回到中山大學繼續努力。而俄國人佩雷爾曼在5年后在龐卡萊猜想這個問題上得到重要的成果。亦可見院士在年輕人面前的威力。這種事情在美國難以發生，卻在中國某些院士的霸道之下不斷地出現。
10年前，我希望能夠把大量地訓練本科生作為人才梯隊的基礎。因此在浙江大學成立了數學中心，我將我的一位杰出的學生劉克峰引薦到浙江大學數學系來幫忙。8年來辛苦經營，不但舉辦了一連串的重要學術活動，最重要的是我們培養了一大批年輕學者。博士畢業生中有被哈佛大學聘為助理教授的。其他中國名校中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杰出博士生。在我們培養的本科生里，杰出的也實在不少，他們到世界各地名校深造，有數十位之多。除中國的名校外，包括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耶魯、柏克萊、加大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芝加哥、杜克、威斯康辛、密歇根、牛津等等。
清華大學的領導非常開明，我與他們的合作非常愉快。在短期內，不但學生程度大幅提升，由于經費比較自主，我們也已經成功地引進了幾位全職的年輕有為的學者。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專心致志，集中精力做大學問。引進人才，應該以學術的成就為主要吸引力，在住房薪酬的基本條件解決后，一切都以學問為主，則不愁不能短期內涌現出第一流的學者。
現在我在哈佛大學數學系做系主任，不斷有其他大學的數學系想聘請我們的教授，但結果這些教授都留在我們系里。其原因不在于我們能夠提供更豐厚的薪酬，而在于我們有最好的學生和年輕的學者一起工作。教授們留在本系教書，一方面他們的研究做得更為起勁，因為年輕有為的學生往往比教授們更有想法，更有沖勁；一方面他們可以影響下一代的杰出學者，使他們的學問和精神流傳下去。
所以中國要引進人才，要成為人才大國，首要的事情乃是培養拔尖的學生，從中學起。
中國和美國在研究和培養人才方面的主要分歧在于：一些國內政府和學術界的官員注意力集中在少數年長的領袖身上，他們可能是院士，可能是政府官員，至于他們是否在學術的最前沿則不見得重要。美國學術界則唯才是用，幾乎所有精力集中在提拔和尊崇年輕學者身上。
1、中國從古到今都注重引進人才或者發掘人才的問題，君主的賢明大致上與人才的有效起用有直接關系。
從前堯舜禪讓，西周用姜尚，秦用百里奚、商鞅、李斯，西漢用蕭何、張良，唐用魏征、姚崇、宋璟等都與重視人才、起用人才有關。
歷代政府有不同起用人才的辦法，隋唐科舉取士的方法影響至今，以考試為主的方法有其公平性，但也磨滅了最有創意的人才。
我們來看在科舉取士以前幾次求賢令。
高祖求賢詔：
……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酂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武帝求茂材異等詔：
葢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曹操則有求賢令：
*建安十五年下求賢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于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建安十九年下求賢令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邪？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
*建安二十二年下求賢令
昔伊摯、傅說出于賤人，管仲，桓公賊也，皆用之以興。蕭何、曹參，縣吏也，韓信、陳平負污辱之名，有見笑之恥，卒能成就王業，聲著千載。吳起貪將，殺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歸，然在魏，秦人不敢東向，在楚則三晉不敢南謀。今天下得無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間，及果勇不顧，臨敵力戰；若文俗之吏，高才異質，或堪為將守；負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其備舉所知，勿有所遺！
漢高祖求士，講求有道德和有能力。從自己到地方官吏都極為尊重這些賢士，但他也不勉強年紀過高的人出仕。漢武帝比較注重能力，但卻認為需要規范這些人才。諸葛亮前出師表說：“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先漢取士以道德為準，得以長治久安。而先漢文化科技發達，集兩周先秦之大成，蔚為大觀。兩漢四百多年可說是世界史上值得稱道的一段歷史。到曹魏則急功近利，只求有能力而不講究品行，導致司馬氏篡魏，魏晉南北朝士風不振，國力不強。
大抵上，國家興起，需有能人，至于長治久安，非講求道德文章不可。科技以基本科學為基礎，而基本科學的發展乃是百年大計，不可不計較做學問和做人的態度。
2、中國引進人才，取士的方法不宜急功近利，不擇手段。
當今不少學校官員，為了講求政績，以非常手段聘請學者。這些學者，早年或許稍有名氣，但往往學業每況愈下，而又處處兼職，求田問舍，無論對研究對教育都是一個負累。反過來說，年輕有為，尚未成名的學者往往不受重視，與這些引進的學者薪酬相差十倍以上，使人灰心。
其實不少學校領導很了解這些兼職的院士和海外引進的學者在學校只參加極為短暫的研究，但學校聘請這些學者后，往往可以從中獲利，一起獲得國家大的研究項目，所以很難不采取高薪聘請這些學者的手段。這種利益關系與中國評審制度的不健全有密切關系，因為教育部或媒體評判大學的好壞往往以聘請多少名學者為重要標準，并不太講究他們對學校，對培養學生，對研究的貢獻。況且學校官員需要良好的政績，短期內引進名學者對他們的前途大有好處，至于長遠的影響，則非他們所重視了。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十多年來中國數學界未能成功地大量引進有用的人才，與學校在聘請學者時沒有正名有絕大關系。
我個人認為，引進人才不宜只限于華裔學者，其實不少外國學者對中國興趣極大，雖然仍有不少問題存在，但國外一流學者愿意來華兩三個月教導杰出學生的意向逐漸增加，而他們要求不多，人事關系也比較簡單。海外教授往往認為培育英才是學者的責任。他們也著實培養了不少杰出的年輕學者。舉例來說，清華大學聘請了一批法國學者，每年教學兩個月到三個月，效果極佳，已經培養出了一批杰出的年輕數論學家。
假使名校將用于兼職院士和海外學者的薪酬用在年輕有為的中國學者身上，并鼓勵國內年輕學者和學生成長，在2020年前成為數學的人才大國是可以成功的。
3、如何鼓勵年輕學者有志氣，做一些有益人類的工作，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必須鼓勵學者培養高尚的情操，才可以移風易俗，單用諾貝爾獎或菲爾茨獎來鼓勵學者是不夠的。
據說杰出的中國建筑學家梁思成問他的父親梁啟超：姚崇、宋璟與杜甫、李白，孰為重要。他父親說，前者領導并影響了唐代數十年的政治文化，后者則代表了整個中國文化的重要部分，歷久不衰，這是值得我們學者深思的。
現在我談談多年來我在中國培養人才的經驗。這些經驗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希望為大家提供一些借鑒，把人才培養和引進工作做得更好。
在1979年時，華羅庚教授邀請我到科學院數學所訪問，1980年我參加我的導師陳省身教授在北京主持的國際幾何大會。“文革”剛過，一群中年的數學家興致勃勃地預備重振“文革”前中國數學的雄風，當時出名的工作有陳景潤，楊樂和張廣厚的名著。我也花了不少工夫，將我當時正在考慮的幾何上一些重要問題率先引進國內，希望國內數學家一同來研究這些問題。當時確也引起了國內同行的關注，數學所的王光寅教授和他的一位女學生在我提出的某個問題上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但沒有料到的是，王教授的另一位學生對此不滿，并挑起了北京大學極少數人和科學院的不和，可以說是中國科學界的不幸。這種因為嫉妒而引起的爭執，在資源缺乏時，來得特別嚴重。舉例來說，王光寅教授這樣一位優秀的學者，竟因上述的爭執而退出學術界。
中國各個高等研究機構的互相爭執造成中國科研的重大損失，大家都不愿意承認的一點就是：這種爭執的起源大部分可以追溯到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的學者之爭，庸才和有才干的學者之爭，或者為維護某些團體利益之爭，這種爭執罔顧國家利益，罔顧年輕學子的前途，使人痛心。
在這些不良爭執的背景下，年輕有為的學者不愿全職回國服務，即使回國，也不可能找到一個清靜的場所全心去做研究，去培養年輕學生，結果是他們寧愿留在美國。為了保留他們的退路，大部分的學者不愿放棄在美國艱苦得來的終身職位。
我在1995年時得到我的朋友陳啟宗和陳樂宗先生的支持，在路甬祥院長的帶領下，和楊樂教授一同創辦晨興數學所，就是為了打破這種局面。我們首先舉辦了一個完全開放式的研究所，邀請全國高校有能力的學者和有才華的年輕博士后一同在中心做研究。每年有多個方向的研究團隊帶領，聘請海外專家來講學，很多年輕學者得益不少，回到自己的單位繼續他們的研究，這種方法沒有抵觸高校的利益，大家都樂意參加。但是國內某些院士的無知和獨斷專行還是阻礙了尖端學問的發展，年輕學者不能發揮他們的優勢。在1997年時，我的朋友漢密爾頓先生在Ricci流研究中已經開始有大成，我知道這個工作影響會很大，將會解決數學難題龐卡萊猜想。所以在所里建議大家集中精力研究Ricci流，年輕人都興致勃勃，當時王光寅教授的那位學生已經做了院士，卻極力阻止讓年輕人去做這方面的工作，理由是他自己看不懂這些文章，要出論文會有困難。最后只有朱熹平回到中山大學繼續努力。而俄國人佩雷爾曼在5年后在龐卡萊猜想這個問題上得到重要的成果。亦可見院士在年輕人面前的威力。這種事情在美國難以發生，卻在中國某些院士的霸道之下不斷地出現。
10年前，我希望能夠把大量地訓練本科生作為人才梯隊的基礎。因此在浙江大學成立了數學中心，我將我的一位杰出的學生劉克峰引薦到浙江大學數學系來幫忙。8年來辛苦經營，不但舉辦了一連串的重要學術活動，最重要的是我們培養了一大批年輕學者。博士畢業生中有被哈佛大學聘為助理教授的。其他中國名校中還沒有出現過這種杰出博士生。在我們培養的本科生里，杰出的也實在不少，他們到世界各地名校深造，有數十位之多。除中國的名校外，包括哈佛、普林斯頓、斯坦福、耶魯、柏克萊、加大洛杉磯分校、哥倫比亞、芝加哥、杜克、威斯康辛、密歇根、牛津等等。
清華大學的領導非常開明，我與他們的合作非常愉快。在短期內，不但學生程度大幅提升，由于經費比較自主，我們也已經成功地引進了幾位全職的年輕有為的學者。我們希望他們能夠專心致志，集中精力做大學問。引進人才，應該以學術的成就為主要吸引力，在住房薪酬的基本條件解決后，一切都以學問為主，則不愁不能短期內涌現出第一流的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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