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學位管理與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長黃寶印在論壇上介紹，實施研究生教育35年以來，已培養50多萬名博士人才。黃寶印同時強調，我國博士培養面臨著規模和數量較大但質量嚴重不足的問題，與歐美發達國家相比仍然存在較大差距。（11月10日《揚子晚報》）
35年來培養50多萬名博士，這樣的培養速度與數量，放之世界范圍內，也讓人為之驚嘆。據有關資料統計，我國現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學位授予國家。在博士數量“趕英超美”的同時，其質量也參差不齊，這也是學界公認的事實。
“為什么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這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50多萬名博士的龐大數量，卻無法直面回答錢學森之問，這本身也是一種尷尬與困惑。其實，錢學森之問和“博士數量較大但質量嚴重不足”的問題答案，是相似和一致的。換句話說，釋疑50萬名博士質量嚴重不足的現實，與解惑錢學森之問，都是我們教育界和科學界必須直面回答的問題。
當然，關于錢學森之問的答案，許多學界人士和社會公眾也有諸多解釋，諸如學術自由度不夠、學術環境不夠寬松、學術失范事件追究不嚴等。一千個人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每個人關于錢學森之問的答案，雖然各有不同，但總不外乎對于學術尊嚴的體認與踐行之類。而實現這一點，不外乎兩方面要求，一是學界中人，要有孜孜以求的學術精神，二是外部環境，要有利于學術自由的良好氛圍。
讓人堪憂的是，在目前的學術界，浮躁之風盛行，學術失范事件層出不窮，學術權力市場化，甚至出現如中國人民大學前校長紀寶成提出的“中國最大的博士群體不在學校，在官場”的觸目驚心。
錢學森之問的答案或許并不難解，但真正消除隱匿在錢學森之問背后的問題，卻絕非易事。這正是我們今天面對泱泱50多萬名博士卻質量不足時的蒼涼與無奈。各行各業需要大量的人才，但并不意味著代表學術最高水平的博士學位就可以如此寬松出爐，甚至“批量發售，量大從優”。說到底，損害學術尊嚴和博士形象的，恰恰是這個群體本身，以及背后的諸多體制問題。
我們必須認清“50多萬名博士質量不足”的事實，認真梳理和糾偏體制中的種種弊端與不足，避免博士學位成為一種鍍金經歷。只有源源不斷地產生高水平的博士人才，錢學森之問的答案才不會如今天這般變得冷峻與無奈，我們也不至于在數量第一的博士人群面前，缺乏有足夠底氣的喜悅與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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