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說博士生培養受到博士生導師水平、博士生生活壓力等因素的制約，但筆者認為，一個往往不被人提起的因素，就是現有科研人事管理制度。
不可否認的是，相對發達國家，我國學術勞動力市場的流動性還是太低，無論是要獲得或者失去某個高校、科研院所的正式事業編制的身份都是一件非常難的事情。這就使得很多剛剛畢業的博士研究人員，最直接的想法是盡快占有一個穩定的正式事業編制的位置。因此，很多高水平大學、科研機構很難招募到高質量、年富力強的非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因為與畢業時相比，工作一段時間后要拿到正式事業編制的機會少很多。
以前博士后是一個很好的制度安排，能夠讓剛剛畢業或者畢業不久的青年學者有機會跟著一個導師或者項目團隊，比較全身心地從事科學研究。然而博士后現在在年限上規定很死，往往做完兩年博士后就得離站。而且有不少希望進入博士后工作站的人員，最大的企圖是希望解決自己小孩上學的問題，比如能到某些著名高校附屬中小學讀書，或者以此為跳板讓小孩獲得北京、上海等地參加高考的機會，還有不少人在博士站期間，大部分精力并不是跟著導師做科研，而是四處找工作。
這樣問題就出來了。高水平大學、科研機構里面導師的科研項目很多，他們需要得力的助手來為自己分擔科研項目的壓力，但是無論是沒有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還是在站的博士后人員，都很難成為這些科研項目的中堅力量。導師不得不尋找別的人力資源渠道，例如自己的博士生。原因有三：其一，博士生理論基礎相對扎實；其二，博士生有一個較長的、穩定可預期的工作年限；其三，導師對學生的科研活動有較好的制約機制，而學生也認為對導師的項目全身心投入是一種“合理的義務”。
這樣博士生就不得不站在導師科研項目的第一線了。關鍵是科研項目本身并不僅僅包括研究，還有大量瑣碎的活動與環節。很多博士生不得不將自己的時間與精力耗費在項目的具體環節上，包括寫開題報告、結題報告、做大量重復但又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實驗、數據分析等，顯然就很難再抽出時間與精力投入到追蹤世界學術前沿、進行科研創新上。自然而然，博士生很難在創新的最佳年齡提高學術涵養、擴大學術視野，沒有空間與渠道進行各種大膽的創新探索。這必然會拉低整個國家博士生培養的水平，更為嚴重的是使得本來可能成為學術上的“好坯子”淪為厭惡科研、不敢攀登科研高峰的庸人，這將大大阻礙我們創新性國家的建設。
因此，改革現有的科研人事管理制度，讓沒有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以及在站博士后更好地承擔科研項目的各項任務，將博士生從煩瑣的科研事務中解脫出來，讓他們將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放在純粹的科研上，而非事務性的工作上，一方面能夠迅速提高我國博士生培養的質量，另一方面也將提升我國整體的科研創新水平。
具體而言，可以讓博士后在站的年限更加具有彈性，讓博士后或者沒有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和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享受同樣的薪金增長機會、同樣的福利機會。這樣會讓博士后或者沒有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更加安心地留在研究團隊工作，真正成為科研的主力軍。與此同時，如果通過人事制度改革讓我國整個學術勞動力市場流動性增加，讓正式事業編制職位的獲得更多由申請者的科研成果決定，博士后或者沒有正式事業編制的科研人員才能長期在某個研究團隊安心科研，通過逐漸積累科研成果，為自己今后爭取到正式的事業編制的職位、后續長期的職業發展打下基礎。這樣整個中國的科研界就能形成更加純正的學術氛圍。
一旦整個中國學術界的學術氣氛越來越濃，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有動力沉下心來做學問，博士生也必然能沉下心來做學問，我國博士生的培養質量必然會有大幅度的提升。
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到，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深化科技體制改革”。筆者預計，大學、科研院所的人事制度改革也將得到大力推進，這樣必將促進我國博士生培養質量的提升，促進我國早日從研究生教育大國邁向研究生教育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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