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華人終身教授李東最近一直在關注剛剛離職的大學教授管敏鑫。
這不僅因為管敏鑫是他的朋友,更因為管敏鑫曾和他一樣,是一個觀望中國海歸環境的海外高層次人才。
如今,管敏鑫提前一步全職回國,卻在今年11月被其雇主浙江大學“解聘”尚有一年多才到期的職務。這突如其來的“變故”也讓李東的觀望就此“打住”。
月底,當李東和朋友一起在美國過感恩節時,友人在為管敏鑫感到“遺憾”之余,還把李東挖苦了一番:“我們之前也勸過敏鑫,現在好了,看你還回不回去。”
被管敏鑫事件“打擊”到的不止李東一個人。
管敏鑫事件讓高層海外人士對回國發展失去安全感
管敏鑫是誰?作為管敏鑫的前同事,李東最近不斷地聽人問起這個問題,對于圈內人,他只需要說起管敏鑫的老東家美國辛辛那提大學兒童醫院醫學中心的名號即可。對圈外人來說,他還要加上一句話:“就是一家在美國地位相當于中國的301或協和的醫院。”
此言不虛,按照USNEWS給出的最佳兒童醫院排行榜來看,辛辛那提大學兒童醫院醫學中心在包括癌癥、腎臟學、整形外科、泌尿外科等兒科專業領域位于全美前三,有的甚至排到了第一。2010年年底,管敏鑫就在這樣一家醫院被評上終身教授。
這意味著管敏鑫馬上可得到獨立的實驗室和年薪百萬元。而他卻在這時回國了。美國辛辛那提大學華人終身教授張琛最近聽說“管才回來還沒過適應期就被解聘了”,被震驚了。
他沒有去打聽管敏鑫“被解聘”的細節,說,“處在觀望中的華人,已經看得到是一個公開的、明顯的事實,那就是,中國的高校‘違約’了!”
11月中旬,管敏鑫“被解聘”后的一周,由此而發起的“回國風險”話題在海外最大的華人網絡“未名空間”持續發酵。有網友稱:知道全職回國有“風險”,卻不知是如此風險,知道有些高校領導“沒有信譽”,卻不知如此不講信譽。“就連再等一年,讓管把聘期做滿,再怎么找個理由讓他體面卸任都不行。這就是在直接扇那些全職回國、或者準備全職回國的人的耳光了——看你們敢不敢回來!”
這話雖然有些夸張,卻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1月20日,包括美國德克薩斯A&M大學教授、浙江大學遺傳學研究所兼職教授朱冠在內的8名浙江大學海外校友寫信給浙江大學校領導,信內提到,“管敏鑫被免職讓正在考慮或者以后考慮歸國貢獻的人才產生顧慮”。
朱冠告訴記者,在美的華人教授中,有的一心想回國,有的早已因為家庭等原因斷了回國的念頭,而有的則還像李東一樣處在觀望之中。第三類人的數量也是最大的,他們對國內環境有一定的顧慮,只是在等待好機會,管敏鑫事件發生后,則讓這些人“再生看法”。
“困惑,擔憂……由此造成的‘不安全感’很負面地影響高端人才徹底辭去國外職務、全職回國的信心。”朱冠說。
迄今,朱冠撰寫的博文《浙江大學無端解聘高端人才管敏鑫教授》,已在華人聚集的科學網“精選博文”位列第一數周之久,閱讀次數為3萬余次。
處處碰壁讓海歸寄望“無菌”的類海外環境
在已經歸國的華人生命科學領域,盡管管敏鑫的學術地位不比饒毅、施一公、王曉東、鄧興旺,以及同在浙江大學的管坤良等,但這絲毫不影響其“被解聘”的事件成為人們探討海歸生存狀態的最新由頭。
事實上,即便是這些學術界的大牛,其歸國之路也并非一帆風順。
管敏鑫折戟在擔任院長的第3年任期上,而曾任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的饒毅曾對外說:“回國頭兩年最苦悶、最艱難。”
“我沒想過有人會在背后算計。”這句話成了他所言苦悶的一個注解。
相比之下,一街之隔的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院長施一公看上去似乎比饒毅順利一些。
然而,業內人士對此有另一番解讀:北大生科院是個“老人”扎堆兒的地方,而清華生科院雖然也是生物系這樣一個本土人才聚集地,但其學院建制則是施一公來后才有的。
這也就引出了一個問題:海歸是否只有在“無菌”環境下才能生存?
在管敏鑫解聘事件中,浙江大學生命科學研究院院長馮新華是一個被“攪進來”的海外高層次人才,他所在的研究院雖然和管敏鑫的學院僅有一路之隔,卻被認作是學術特區,“全部是新鮮血液”,他本人也曾對記者坦言,“如果在一個有老人的地方,做得可能還不如他(管敏鑫)”。
生物學家、美國科學院院士王曉東的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是不少海歸心儀的去處,被認作是國內開展科學研究的“絕好成功嘗試”,但在一些人眼中,其之所以成功恰恰在于它是體制外的“無菌”環境。
于是,有人大膽建議:學學深圳經濟特區,在高校里建立若干個學術特區。
作為美國華人教授科學家學社負責人,美國伊利諾伊理工學院計算機科學系教授、系主任孫賢和就曾呼吁打造“類海外”的學術體制和文化氛圍。他說,科研工作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少數人推翻多數人現有結論或發現多數人沒有發現的事物和規律的一項工作,這就決定科研人員常常不自覺地挑戰權威和與多數人在思維方式上的不一樣,這些則是海外人士已經接受并擅長,但國內現有環境無法提供甚至有可能磨滅的一點。
歸國后不去復雜環境“殺菌” 改革不成功能叫有本事嗎
然而,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主席、美國杜克大學教授王小凡卻不認為“海歸們都該這么做”。
海外高層次科技人才回國要干什么?如果將“類海外”環境比作“無菌”環境,王小凡認為,海歸真正應該做的是進入“有菌”或“雜交”環境里,去“殺菌”。
這和管敏鑫的想法如出一轍。2010年,在和該校時任校領導商談歸國的具體細節時,他就認識到,回來就是為了“殺菌”——改變學院此前主流生命科學學科“不強”的局面。
管敏鑫認為,自己“領了校長書記的旨!”
至今,管敏鑫仍認為他被“解聘”的一大原因,是領導“更迭”,“之前下旨的人,如今走了,新來的領導不了解情況或是不支持”。
事實上,饒毅也曾在此前的多個場合說過,他在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的改革之所以得以進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學校各級領導的支持。
如孫賢和所說,這些科技高層人才考慮的不光是工資、待遇,他們更考慮自身的社會價值,考慮是否能真正作出貢獻,真正起到領軍作用。他們更需要考慮事業上的長期發展,歸國后讓他們自生自滅,或讓用人單位自行解決都是不夠的。
當然,如果真的“領了旨”,海歸是否就可以像拿了把尚方寶劍一樣大開殺戒,也值得商榷。畢竟,一些海歸,即便是高層次人才也多是科研出身,他們有著讓人信服的科研閱歷和學術視野,但管理經驗如何,則因人而異。
“想法誰都承認是好的,但改革還是沒改成,你能說自己很有本事嗎?”王小凡說。
就在管敏鑫“被解聘”前后,一份就科研小環境建設的討論記錄在科學界傳播開來,參與這次討論的有魯白、施一公、饒毅、王曉東等科學家。在這次討論的結尾,王曉東轉述其博導的兩句話,“第一,你無法改變世界;第二,做正確的事情。”接著,王曉東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做正確的事情。我一直遵循著這個原則: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東和張琛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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