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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亞生:誰決定了科學家的命運(圖文)

時間:2014-03-10來1源:博士人才網 作者:91boshi

 
你的文章發表在哪里就決定了你的命運,包括職稱、工資、項目大小和多少、住著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以及有沒有專用的車子。
 
■吳亞生
 
世上的科學家千千萬,命運卻各不相同:有的貴為院士,有的卻一輩子連教授也當不上。
 
是什么決定著他們的命運?是成果。成果是拿什么去考量的?是發表文章的影響因子。《自然》的影響因子高達38.6,而美國的《古生物學雜志》(Journal of Paleontology,以下簡稱JP)的影響因子卻只有1.1,中國的《古生物學報》的影響因子低到沒有。
 
你的文章發表在哪里就決定了你的命運,包括職稱、工資、項目大小和多少、住著多少平方米的房子,以及有沒有專用的車子。
 
你的文章發表在哪里是由什么決定的?首先取決于你的研究領域,即你在做著哪方面的研究。
 
在報考研究生的時候,或者在找工作的時候,你就選擇了做哪個方面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你就選擇了自己的命運。
 
我大學畢業報考研究生的時候選擇了讀中國科學院原地質研究所范嘉松研究員的碩士。他是搞生物礁和海綿化石的。我的同學Z君選擇了讀另一位教授的研究生,他是搞魚化石的。他在《自然》上至少發表了8篇文章。我對他的學術成就高山仰止。但如果我們兩個人的研究領域互換一下,他來搞海綿化石和生物礁,那他不可能在《自然》上發那么多的文章。因為在這個世界上搞海綿和生物礁的不止我一個。中國搞生物礁的人我能叫得上名來的至少有十來個,包括退休的和還在讀博的。這些人很多都努力了幾十年,沒有一篇文章上《自然》的,所以,上不了《自然》首先是由他們進的“寺門”決定的。
 
海綿和猿人的殊途同歸
 
由《自然》到美國的JP,再到中國的《古生物學報》,這些影響因子不同的刊物,你能發到哪個上,是由什么因素決定的?
 
以搞海綿化石的為例。
 
如果你的成果是發現了一個海綿新屬,而且文章寫得好、英語翻譯好,那有可能上美國的JP;如果文章寫得好,英語不好,你的文章有可能上中國的《古生物學報》;如果你的文章寫得不好,那你連中國的《古生物學報》也上不了。
 
如果你發現了很多新屬,那更加可能上美國的JP或中國的《古生物學報》。
 
如果你發現了一個海綿老屬,那么你的文章很難發表。
 
如果你一下子發現了50多個海綿老屬,那么你的文章發表在美國的JP,還是中國的《古生物學報》,取決于你寫文章的水平和英語表達的水平。
 
如果你提出所有的海綿化石不是海綿,而是珊瑚,那你的文章有發表在《自然》上的可能,因為你的發現令很多人意想不到。
 
現在把角色轉換到我的同學Z君的某位同事身上,他是搞猿人化石的。
 
如果他發現了一個新的猿人頭骨化石,加之文章寫得好,英語寫得好,那他的文章肯定能上《自然》。
 
如果他發現了好幾個新的猿人頭骨化石,那更能上《自然》,因為發現一個已不易。
 
如果他發現了一個老的猿人頭骨化石,那上與不上《自然》不好說。
 
如果他發現了好幾個老的猿人頭骨化石,那他能上《自然》的可能性還是比較大的。
 
我大膽估計,決定你的文章能不能上《自然》的幾個因素:所在的領域占50%,研究工作做得好不好占30%,文章寫得好不好占20%。
 
那么是否古生物學家都想去搞猿人、魚、龍化石?實際上,因為轉行不易,研究方向從入師門就決定了。
 
然而,即使是做那些熱門以外的東西,還是可以做出不同的東西。
 
對一個做海綿化石的人來說,如果你利用一個海綿化石的老屬或新屬,改變了對地層時代的認識,這個成果很多搞地質的人都會感興趣和引用,所以不僅可以上中國的《古生物學報》,還可以上一些其他的刊物。
 
所以,如果把學問做得更深更廣,能夠實現學科間的交叉,文章也可能有更好的去處。關鍵是,不是所有的老學科都有這種可能,也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有這種能力,更不是所有的研究者都有這個時間和精力。
 
在科學研究中有一個量與度的選擇問題。如果你只做一個屬,那你有的是時間去想古氣候和古氣候以外的問題。但如果大家都只研究一個屬,那么其余的40~90個化石誰去鑒定,如何被人類認識?所以,研究工作從本質上來說是沒有高低貴賤之分的,有的只是分工的不同和側重點的不同。正因如此,社會對他們研究工作的回報不應該太過懸殊。
 
出版商的無形之手
 
當SCI這個東西還沒有出現的時候,科學家也在做著研究,并沒有睡大覺;科學本身也在發展。自從SCI這個東西出來以后,科學家好像分出了三六九等,爭“先”恐“后”的壓力也空前高漲了。
 
顯而易見的是,如果大家都去搞龍和鳥化石,那么其他門類的化石就沒有人搞了。長此以往,學科的發展就會失衡。SCI這個東西帶來的好處是科學家從數量轉而追求更高質量。這是好事,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研究的廣度減少了,揭開自然奧秘的總量減少了。
 
在科學發展的學科布局上,《自然》這樣的出版商所起的作用遠大于政府。政府需要SCI論文產出量來增加國家的科技綜合實力,而科學家需要提高SCI論文產量,導致科學家的研究領域、研究方向往少數熱點集中,引起科學分支發展不均。所以,本質上是出版商在左右著政府乃至世界的科學發展布局和方向,決定著科學家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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