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上個世紀80年代的我國高校重點學科審批一直以來都是許多高校在辦學過程中的指揮棒。盡可能多地擁有重點學科,獲得政策與資金的支持,是許多高校努力的方向。隨著時間的推移,重點學科審批飽受爭議,過度受到行政干預,高校發展急功近利等批評之聲不絕于耳(4月2日《人民日報》)。
重點學科對于高校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在經濟利益上,重點學科就意味著政策扶持與經濟支持,是實實在在的真金白銀；在政治利益上,重點學科不僅關系到招生的數量,更是實實在在的政績。可以說,如同個人的職稱一樣,重點學科就是高校的職稱和面子工程。名利需求之下,高校自然對爭取更多的重點學科有著強大的饑渴性,并且有條件利用條件,沒有條件創造條件。
重點學科評審弄虛作假成為利益公關和權力尋租的高發區,高校本身的不檢點固然難辭其咎,但導向性走偏才是關鍵所在。學科的評審屬于一種行政審批,是行政權力運用的一種表現,因此對高校的自主性形成嚴重的限制。如果把整個高等教育看成一場演唱會,管理者顯然就是指揮者,而每個高校無疑是接受指揮的參演人員。指揮棒怎么指揮,下面的演唱者就怎么表演。當指揮棒本身出現了問題,那么演唱注定會漏洞百出,一方面是整齊劃一失去了自主性,另一方面就是魚目混珠,夾雜了不少南郭先生。
從評審制度本身來說,同樣存在標準單一、模式僵化,行政化傾向過重的問題,再加上隱秘化和內部化的因素,使得權力尋租和利益公關的空間很大,也為高校的弄虛作假創造了條件。然而不難看出,這似乎是行政化過重的一種通病,從職稱評選將論文作為剛性要件,導致論文注水和作假現象愈演愈烈；而職稱英文的要求,更成為一些人難以承受之重,并逼著一些人為了突破最后一公里而營私舞弊；至于令人詬病的就業率決定專業的考核辦法,使得假就業和數據注水問題始終都難以根治。
如果再加上招生計劃審批權、考試組織權、學位授予權的壟斷,高校自主辦學幾乎無以實現,在高度行政化和嚴密行政審批制之下,千校一貌的狀況日益嚴重,整個高校的發展方向都出現了嚴重的走偏,以致于讓人發出“中國目前沒有真正的大學”的感嘆。與之相適應的是,一方面,高校管理體制日益行政化,學術空間被進一步壓縮,內部活力無以激活,高校逐步成為名利場；另一方面,高校自主性受到嚴格的約束和限制,無法進行有效創新,建立現代大學制度、提高學校治理水平就始終無法破題,大學精神的回歸也就無法落地。
重點學科評審的制度本身并非原罪,關鍵在于如何興利去弊,形成對辦學促進,真正發揮良性導向的作用。行政審批制度的改革,也并非就是一取了之,關鍵要尊重教育本身的規律,讓游戲規則更加完善。時下,如何厘清大學、政府、社會和專業機構的關系,如何實現學校內部保證機制和獨立于政府的外部監控體制的有機結合,從而實現評審導向的歸位,才能真正杜絕重點學科作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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